做愛的成本
說起婚姻的實質,連我這個獨身主義者都替你們難過。人類的性供應時間不長,20歲開張,60歲打烊,也就40年左右的時間,聽說有人七十多歲還能搞批發,我覺得那肯定是部長以上級干部,全靠補藥頂著,要不然就是su-su-super猛男。40年是14000天,按三天一次計,人一輩子能消費的性資源不過4600單位。如果不生孩子,也不談愛情,那么結婚其實就是為了這 4600次。“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變老”,細細分析起來這事其實并不怎么浪漫,白首偕老,終生相伴,不過是4600次活塞運動的另一種說法。為了使問題更好理解,我們對結婚的成本進行實證分析:
一、結婚的直接成本。北京人結婚時,前來道賀的小伙子會這么唱:“結婚了吧,傻冒了吧,一個人掙錢兩個人花……”可見結婚要付出50%的收入,即使離婚也要按這個標準來分割共同財產。根據莫迪利阿尼的生命周期假說,消費取決于人一生的收入,我們假設一個人月收入1000元,工作40年的總收入是48萬。48萬一半自己用,一半拿來跟老婆換那4600次,平均每次也就是52塊多。在這個問題上富人比窮人吃虧更大一些,如果月收入一萬,那么性交的單價就是500多,據說莫斯科四星級酒店里就是這個價格,所以富人容易包二奶,因為每多包一個,他的成本就會降低一倍,由此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結論:決定夫妻關系并不是所謂的道德倫理,而是供需關系。如果你不巧是比爾·蓋茨,那就太驚人了,按上述計算方式,你跟老婆親熱一次的價格是1100萬美元,這錢如果買成豬肉,可以買16,000,000斤。
二、結婚的簡接成本。胡塞爾說真正的自由主義是不結婚的,這說明結婚要損失自由,裴多菲有詩道:為了自由,生命也可拋,愛情也可拋,可見自由是無價的,除了這無價的自由,你還必須在婚姻生活中花費大量的個人時間,比如陪老婆逛街,或者陪老公打麻將,這時間也是金錢;有人婚后感情不好,喜歡跟老婆吵架,說不定還要發生武斗,但不管是打壞了老婆,還是被老婆打壞,都要付出修理成本;如果被抓傷了臉,還要編謊話請假,產生誤工成本;如果老婆一氣之下回了娘家,你可能要磨破幾雙皮鞋,經濟學中把這種成本叫作“皮鞋成本”。延伸閱讀:幸福經濟學把性換算美元
這么說來,婚姻就是一個大竹杠。批發本來應該比零售便宜,我們都知道商業采購的原理是“批量越大,成本越低”,現在可好,你一下子全包了,結果還被人狠狠敲了一竹杠。 當然,婚姻還有其他的價值,比如社科院的一個博士就說婚姻是人類繁衍的工具。我不大贊同這種說法,據我所知,人類繁衍靠的是性器官,而不是靠結婚證書。否則你去領個結婚證,再回家把那什么割了,看看能不能生出孩子來。要是生得出來,我情愿輸你一本《葵花寶典》。照我看,婚姻不僅不能保證繁衍,反而大大有害于人類繁衍,我們都知道雜交水稻好,不僅長得壯,產量也高,五八年的時候據說一畝地能打幾十萬斤。而結婚即使有一千種好處,也掩蓋不了這個致命的缺點:在婚姻的稻田里,你永遠沒法培育雜交品種。 在自由放任的經濟理論之前,經濟學的一個重要任務是怎樣增加生產,避免出現饑荒。我們都知道,饑荒是生活基本資料,尤其是糧食的供應不足引起的,三年困難時期,因為高估產、高征收,再加上大辦人民公社的過度浪費,弄得老百姓連飯都吃不上,活活餓死了幾千萬人。 性愛市場也會產生供應不足的問題,對男性來說,女方不斷提升的性技術、不斷擴大的性需求真是個災難。據說有個丈夫天天在湯里放安眠藥,讓老婆一吃完就呼呼大睡,不去想性供應和性需求的事,這法子可能有效,但實在是有點缺德:你萬一把人家吃傻了怎么辦?
供應不足如果嚴重了就會發生饑荒,有饑荒就會有逃荒者,這事就叫紅杏出墻。平常人們對逃荒者總是很同情,除了安徽鳳陽在1961打擊過要飯的,說他們影響了社會主義的大好形象,捉進去吊起來打,此外還真沒見過這么沒人性的。但對性愛逃荒者,人們卻一直都很鄙視,說她們淫蕩、道德淪喪、不守婦道,它的代表人物就是潘金蓮,人家不過就是在饑荒時吃了幾口別人家的飯,就被道德學家們罵了一千多年,罵得人人自危,連慕容雪村這么大膽的人都有點哆嗦。這事其實是一個產權不清的問題,跟我們的國企改革差不多:潘金蓮有沒有權利按照她自己的意愿分配她的性資源?或者說,究竟誰是潘金蓮性工廠的真正所有者?是她自己,還是武大郎?按照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的原則,武大郎最多只有經營權,但你們非要連所有權都奪去,我覺得這中間一定有什么貓匿,建議清河縣反貪局介入調查。 我在企業里管過采購工作,一般情況下我都會選一家固定的供應商,定點采購的好處就是成本低、供應及時。但如果這家供應商供不上貨,那我就要多找兩家,這和潘金蓮做的沒什么區別,也沒見誰說我淫蕩或者道德淪喪。所以在這個問題上我有點同情潘金蓮,她和我一樣都是優秀的采購員,關注采購質量,尋求足量、及時的供應,但我又加薪又升職,過得滋滋潤潤,潘采購卻被公安局長武松一刀砍了,其間的跡遇,真是令人不勝噓噓。 前面說過了,經濟學有時要研究如何增加生產,在這個問題上,經濟學家和管理學家們有很多理論,比如提高勞動生產率,延長作業時間,還有費亨氏理論、德羅定律什么的,金正日將軍提出還要有艱苦奮斗的精神,但我認為最重要的還是科學技術,所以西門慶買了兩個銀托子,所以印度神油和龜鱉丸才會那么暢銷,社會學家說性藥泛濫是一個社會道德淪喪的標志,我覺得這事跟道德關系不大,我們賣春藥只不過是為了避免饑荒,而眾所周知,搞出饑荒可實在算不上什么道德高尚。
科技是第一生產力。但說也奇怪,性工業應用科技不是為了提高生產效率,反而是為了降低生產效率。說起“效率”這個詞人人都明白,就是用最少的時間做一件事,比的是誰更快,而在性愛問題上,人們卻總想用最多的時間做那件事,比的是誰更慢。
一、結婚的直接成本。北京人結婚時,前來道賀的小伙子會這么唱:“結婚了吧,傻冒了吧,一個人掙錢兩個人花……”可見結婚要付出50%的收入,即使離婚也要按這個標準來分割共同財產。根據莫迪利阿尼的生命周期假說,消費取決于人一生的收入,我們假設一個人月收入1000元,工作40年的總收入是48萬。48萬一半自己用,一半拿來跟老婆換那4600次,平均每次也就是52塊多。在這個問題上富人比窮人吃虧更大一些,如果月收入一萬,那么性交的單價就是500多,據說莫斯科四星級酒店里就是這個價格,所以富人容易包二奶,因為每多包一個,他的成本就會降低一倍,由此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結論:決定夫妻關系并不是所謂的道德倫理,而是供需關系。如果你不巧是比爾·蓋茨,那就太驚人了,按上述計算方式,你跟老婆親熱一次的價格是1100萬美元,這錢如果買成豬肉,可以買16,000,000斤。
二、結婚的簡接成本。胡塞爾說真正的自由主義是不結婚的,這說明結婚要損失自由,裴多菲有詩道:為了自由,生命也可拋,愛情也可拋,可見自由是無價的,除了這無價的自由,你還必須在婚姻生活中花費大量的個人時間,比如陪老婆逛街,或者陪老公打麻將,這時間也是金錢;有人婚后感情不好,喜歡跟老婆吵架,說不定還要發生武斗,但不管是打壞了老婆,還是被老婆打壞,都要付出修理成本;如果被抓傷了臉,還要編謊話請假,產生誤工成本;如果老婆一氣之下回了娘家,你可能要磨破幾雙皮鞋,經濟學中把這種成本叫作“皮鞋成本”。延伸閱讀:幸福經濟學把性換算美元
這么說來,婚姻就是一個大竹杠。批發本來應該比零售便宜,我們都知道商業采購的原理是“批量越大,成本越低”,現在可好,你一下子全包了,結果還被人狠狠敲了一竹杠。 當然,婚姻還有其他的價值,比如社科院的一個博士就說婚姻是人類繁衍的工具。我不大贊同這種說法,據我所知,人類繁衍靠的是性器官,而不是靠結婚證書。否則你去領個結婚證,再回家把那什么割了,看看能不能生出孩子來。要是生得出來,我情愿輸你一本《葵花寶典》。照我看,婚姻不僅不能保證繁衍,反而大大有害于人類繁衍,我們都知道雜交水稻好,不僅長得壯,產量也高,五八年的時候據說一畝地能打幾十萬斤。而結婚即使有一千種好處,也掩蓋不了這個致命的缺點:在婚姻的稻田里,你永遠沒法培育雜交品種。 在自由放任的經濟理論之前,經濟學的一個重要任務是怎樣增加生產,避免出現饑荒。我們都知道,饑荒是生活基本資料,尤其是糧食的供應不足引起的,三年困難時期,因為高估產、高征收,再加上大辦人民公社的過度浪費,弄得老百姓連飯都吃不上,活活餓死了幾千萬人。 性愛市場也會產生供應不足的問題,對男性來說,女方不斷提升的性技術、不斷擴大的性需求真是個災難。據說有個丈夫天天在湯里放安眠藥,讓老婆一吃完就呼呼大睡,不去想性供應和性需求的事,這法子可能有效,但實在是有點缺德:你萬一把人家吃傻了怎么辦?
供應不足如果嚴重了就會發生饑荒,有饑荒就會有逃荒者,這事就叫紅杏出墻。平常人們對逃荒者總是很同情,除了安徽鳳陽在1961打擊過要飯的,說他們影響了社會主義的大好形象,捉進去吊起來打,此外還真沒見過這么沒人性的。但對性愛逃荒者,人們卻一直都很鄙視,說她們淫蕩、道德淪喪、不守婦道,它的代表人物就是潘金蓮,人家不過就是在饑荒時吃了幾口別人家的飯,就被道德學家們罵了一千多年,罵得人人自危,連慕容雪村這么大膽的人都有點哆嗦。這事其實是一個產權不清的問題,跟我們的國企改革差不多:潘金蓮有沒有權利按照她自己的意愿分配她的性資源?或者說,究竟誰是潘金蓮性工廠的真正所有者?是她自己,還是武大郎?按照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的原則,武大郎最多只有經營權,但你們非要連所有權都奪去,我覺得這中間一定有什么貓匿,建議清河縣反貪局介入調查。 我在企業里管過采購工作,一般情況下我都會選一家固定的供應商,定點采購的好處就是成本低、供應及時。但如果這家供應商供不上貨,那我就要多找兩家,這和潘金蓮做的沒什么區別,也沒見誰說我淫蕩或者道德淪喪。所以在這個問題上我有點同情潘金蓮,她和我一樣都是優秀的采購員,關注采購質量,尋求足量、及時的供應,但我又加薪又升職,過得滋滋潤潤,潘采購卻被公安局長武松一刀砍了,其間的跡遇,真是令人不勝噓噓。 前面說過了,經濟學有時要研究如何增加生產,在這個問題上,經濟學家和管理學家們有很多理論,比如提高勞動生產率,延長作業時間,還有費亨氏理論、德羅定律什么的,金正日將軍提出還要有艱苦奮斗的精神,但我認為最重要的還是科學技術,所以西門慶買了兩個銀托子,所以印度神油和龜鱉丸才會那么暢銷,社會學家說性藥泛濫是一個社會道德淪喪的標志,我覺得這事跟道德關系不大,我們賣春藥只不過是為了避免饑荒,而眾所周知,搞出饑荒可實在算不上什么道德高尚。
科技是第一生產力。但說也奇怪,性工業應用科技不是為了提高生產效率,反而是為了降低生產效率。說起“效率”這個詞人人都明白,就是用最少的時間做一件事,比的是誰更快,而在性愛問題上,人們卻總想用最多的時間做那件事,比的是誰更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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