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日舉辦的中國社會福利論壇上，一位離職的副部級干部表示，要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福利制度，弘揚中華民族的孝道應該成為重要的道德保障。他認為，孝道作為中國的國粹，“成本低而效益高”，所以應該大力培養。

　　因為不了解福利論壇的整體語境，因而也很難全面理解老干部這番話的中心思想。從字面上看，他指的應該是，單純的社會福利制度可能很難解決中國的養老問題，還必須培養孝道加以輔佐。孝道在解決養老問題時還有文化根基和效益優勢，所以更值得提倡。

　　應該說，在當前的社會環境下重提孝道，還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但是，把孝道和社會保障制度聯系在一起，并試圖把一種文化傳統當作福利制度的底座，恐怕還是存在疑問的。在漫長的歷史時期里，中國一直奉行孝道，卻沒有建立起普惠式的養老制度，事實證明這樣的做法不但效果不好，整體效益也不高。而現代養老保險制度的優勢，正是在于凝聚國家和社會的力量，實行共同負擔、共同受益的運作方式，以強化其穩定性、可預期性和風險防范能力。如果在現代社會里，重新把養老責任分散到孝道環節中去，雖然有可能減輕國家和政府的負擔，但同時也會讓養老制度面臨老問題。

　　純粹的道理爭辯有時看起來既費解又沒有意義，生活中的某些小事，卻能很好地說明。前不久，有報紙披露說，武昌有一位90歲的李婆婆，每天都要到街道上擺攤，以微薄的收入養活自己和她70多歲的殘障女兒。李婆婆的故事見諸報章之后，很多政府部門和機構都上門提供關愛和援助。這個故事一方面讓人心酸和感動，但另一方面，它又形象地告訴人們，孝道有時候并不那么“可靠”。孝道在制度效應上的不可靠，不僅緣于它的非強制性和不穩定性，更主要的是它無法適應復雜的現實。傳統孝道有一個基本的語義延伸，即養兒防老，所謂“不孝有三，無后為大”。而計劃生育的長期實行，以及老齡化社會不可避免地迅速到來，已經讓孝道的現實根基被大幅度削弱。有人預計，用不了多長時間，中國社會的人口形態就將進入“一拖四”，即一個家庭要負擔四個老人的贍養之責。如果養老仍然以孝道方式進行，不但其成本高得難以想象，效益恐怕也高不到哪里去。

　　從當下現實來看，中國的家庭已經進入了“離散化”的狀態，城市化進程的加快、流動人口的不斷增加，已經讓很多老人不得不脫離自己的兒女獨自生活，空巢老人的數量有增無減，農村地區這一情況尤其嚴重。不得不承認，孝道作為一種生活方式面臨著非常嚴峻的考驗。在這樣的情況下，只有建立起一種全民普惠式的現代養老保險制度，才可能抵御老齡化社會的整體風險，才能讓更多的李婆婆擺脫老無所依的困境。試圖以傳統文化作為現代社會的福利保障，完全是靠不住的。

　　孝道作為一種道德價值，當然應該大力提倡，但是這種提倡的過程不應該帶有國家功利主義的色彩，也就是說，不能把道德提倡作為減輕政府責任的手段，否則只會引起人們的反感。

　　今年6月，國務院召開常務會議，研究部署開展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試點，以個人、集體、政府合理分擔責任的方式，為廣大農民提供養老保障。有論者認為，這個制度的試行是從“養兒防老”到“國家養老”的一個歷史性跨越。其實，我們不妨說，國家實行現代養老保險制度，正是在祛除了孝道依賴的幻覺之后，所采取的正確步驟。從這個角度而言，在孝道和養老之間建立一種理性的關系，還是有意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