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8歲的杜老漢摔倒后，因為骨折加上感染，不幸在七個月后逝世。

杜老漢的家屬認為，老人去世和當初的摔傷不無關系。但是在事發當時，只有老人和一位小學生在場。為此，杜老漢的家屬起訴說，小學生撞倒老人，應該承擔賠償責任。而小學生的父母則辯解說，是老人自己不小心摔倒的，小學生是經過時去攙扶。

日前，同安區法院針對這起現場無人作證的案件作出了一審判決。

老漢摔倒 只有小學生站旁邊

據了解，那位小學生姓陳，在同安區念書。他和摔倒的杜老漢都是同安五顯鎮店仔村人。陳同學的爺爺陳老漢和杜老漢是兩家相鄰，中間就一條巷道。這條巷道，也是陳同學往返學校的主要通道。

去年1月4日中午，杜老漢的大兒媳婦林女士經過巷口時，看到杜老漢摔倒在巷道的水溝里，當時，陳同學就站在旁邊。林女士趕緊上前，和隨后趕到的陳同學奶奶等人將杜老漢扶起。

次日，杜老漢被送往醫院。經鑒定，他的傷殘等級為八級。6月13日，當地村衛生所人員到杜老漢家治療，診斷為右下肢骨折，并伴有感染癥狀。8月17日，杜老漢不幸去世。

杜老漢死后，他的家人將陳同學及其父母告上法庭。杜家起訴說，杜老漢是被陳同學撞倒在地，才造成受傷，因此陳家要賠償。但陳家說，杜老漢是自己不小心摔倒的，陳同學是要去上學時發現杜老漢躺在水溝里，主動上前攙扶，根本沒有撞倒杜老漢。

私了便條 能否當成法庭證據

杜老漢摔倒時，現場只有他本人和陳同學，因此案件缺乏目擊證人。雙方各執一詞，案件一時陷入僵局。

幸好，在庭審中，法官調查發現，去年1月8日，陳老漢曾寫了一張便條交給杜家。這條便條上寫著:“經征求良招意見，不報警私了，一切由我自負。”陳老漢還在便條上簽了字。

1月10日，杜家也寫了一張收據交給陳老漢。收據載明:“今收到陳家現金壹仟伍佰元正，因其孫撞倒杜老漢造成骨折。”

但是，這兩張私了便條與付款收據能否作為認定事實的依據呢?

據陳同學父母說，這是杜家利用他們夫妻不在家時，威脅陳老漢簽下的，杜家還寫了一張字據要陳老漢照抄寫下來。

法官認為，事發當時，在場的僅杜老漢和陳同學。陳同學尚年幼，杜老漢也已年邁，未能正常表述事發經過。陳老漢作為陳同學的長輩，在事發當日即到現場，從其出具的私了便條和其提供的收據內容分析，應視為陳老漢確認了陳同學撞倒杜老漢的事實。

法官判決 原告被告責任各半

至于杜老漢的死因，由于杜老漢死后未作尸檢，因此不能明確其死亡的真正原因。

法官從案件實際情況綜合分析說，首先，杜老漢已88歲高齡，各器官均已老化，是一主要原因;其次，杜老漢生病期間，其家人未將其送到醫院進行規范治療，加重了杜老漢病情，也是其中一原因;第三，杜老漢的摔傷骨折導致行動不便，也是其體質降低的一個原因。可見，杜老漢摔倒骨折并非導致其死亡的唯一原因，結合本案實際，本院確定杜老漢的摔傷在其死亡結果中占有20%的原因力。

法官還認為，陳同學對杜老漢的摔傷結果存在過錯，但杜老漢的子女未盡好監護義務導致其在巷道里摔倒同樣存在過錯，故原告應承擔相應的責任，因此判決認定被告陳同學與原告各承擔50%的責任。因此，判決陳同學的父母賠償12655元。

議見·說法

事實真偽不明法官如何斷案?

廈門大學法學院副教授黃健雄:本案作為一例典型的侵權案件被起訴到法院，最重要的就是對侵權事實的認定。能否正確認定被告是否存在侵權事實，關系到裁判的公正性問題。

法院裁判所依據的主要事實真偽不明，是法官在審理民事案件時經常會遭遇的情形。而民事訴訟一旦提起，法院是不能拒絕裁判的。這就必然涉及在此種情形下，法官應當如何裁判的問題，也就是民事訴訟理論中所提到的證明責任分配或分擔的問題。如果法官對案件事實無法確認的話，一種法律上的技術處理方法就是根據證明責任來作出裁判。

依據訴訟法的規定，證據可以分為書證、物證、證人證言、視聽資料、當事人陳述、鑒定結論和勘驗筆錄七種形式。證據只有具備了法定形式才具有合法性，也才能成為認定案件事實的依據。特別是書證這種證據形式，通常在大陸法系的許多國家被賦予較高的地位，而且我國的庭審素以 “書證中心主義”為特征，本案的事實主要就是以便條和收據作為書證并結合 “日常生活經驗”、“常理”、“社會情理”等經驗法則作出認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