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些人構成了出國留學的主力軍?答日富二代、官二代以及高級白領。拋開爭議不說，在國內上中學名校，報“出國班”，諸多環節需要公關，一大堆關系需要上下疏通。說白了，“低齡留學”拼的是錢和爹，廣大貧寒學子沒有這樣的家底，玩不起如此昂貴的游戲。

動輒幾十萬的支出，讓自費留學逐漸成為貴族消費，并沉淀為一種社會身份的象征。這種說法也許失之絕對，但輿論卻傾向將二者聯系在一起。政、商、學界的精英哪個不認同國外優質的大學教育?精英們要培養精英的下一代，耗資甚巨也會再所不惜，他們希望自己的子女有別于應試教育下的凡夫俗子，成為一個個有國際化視野的人才，達不到的話，至少也要說一口流利的英語。

從民國時的出國游學，到改革開放后的學術性留學，再到現在的自費留學，目的不同，形式各異，卻同樣閃爍著身份的光環，背后盡是對洋學歷崇拜：《圍城》的主人公方鴻漸買假文憑，回國竟然混上了教職，錢鐘書如此手筆恐非空穴來風，而是當時風氣使然。吊詭的現實是，如今沿海的名牌大學招聘教授，往往只認國外頂尖名校的博士文憑，緊緊地卡住了人才的出身，并將教授們的“海歸”比率作為炫耀性的資本，印制在宣傳冊上。

學習有學習的自由，花自己的錢留學，旁人當然不容置喙。“低齡留學”為擺脫應試教育也好，追求國際化思維也罷，都是值得贊賞的教育探索。但是，英雄不問出處，求知罔論身份，將出國留學視為一種身份象征，并據此產生虛妄的貴族心理，競相攀比出國，卻是無益的，只能貽笑大方。

國外的大學奉行“寬進嚴出”的理念，在那里上大學聽起來很美好，競爭起來卻尤其殘酷，不留情面。那些上盡各樣培優班紈绔子弟，在國內還勉強跟上，一旦離開父母的監護獨立學習，磨難是避免不了的。在那種環境里面，能炫耀的東西除了能力與勤奮，還有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