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百姓其實并不仇富,他們從不會仇視那些通過正當手段獲得的財富,只會仇視那些見不得陽光的財富——貪官貪來的錢、奸商害人賺來的錢、官商勾結獲得的不義之財。這不是仇富,而是反腐、反不公平、吁求正義的權利意識在財富問題上的表現。

日前,我國首個《中國農民狀況發展報告》在京發布。該報告由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根據調研成果撰寫。調研范圍涵蓋了31個省(區、市),涉及270個村莊,共獲取了4794戶農戶的問卷信息。這份報告顯示,農民對貧富差距感受頗深,但暫時鮮有仇富心理,對未來比較樂觀;農民的尊嚴感可能下降,鄉鎮干部有疏遠群眾的趨勢(11月29日《南方日報》)。

農民對貧富差距感受頗深,卻暫時鮮有仇富心理——這是一個看起來很矛盾、似乎也不符合公眾直觀感受的調查結果。照常理推斷,對中國貧富差距感受頗深的人們,都難免會對那些財富高出低收入者數千數萬倍的人有點仇恨心理;尤其是農民,他們身處中國的最底層,收入處于金字塔的最底端,其中的一些人尊嚴被剝奪,權利被踐踏,獲利最少,在我們的認知中,這個群體應該有強烈的仇富心理,怎么會“鮮有仇富心理”?

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在于調查的方式,仇富是一種心理,它隱藏于人的內心深處,很難通過“問卷調查”這種淺表的方式展現出來。仇富并不是一個褒義詞,仇富一方面會暴露一種非理性的仇恨,一方面會讓被調查者覺得“自己挺沒用”——自己得不到財富,就眼紅別人的財富。所以,沒有幾個人會愿意直接承認自己有“仇富心理”,你問一個人“仇不仇富”,他一般會說自己沒有,可并不代表他的內心沒有這種心理。仇富是一種需要從行為中觀察的取向,而無法通過問卷得到結果。所以,基于調查方式的缺陷,“農民鮮有仇富心理”的結論不一定反映了真實的農民心態。

另一個原因是,仇富心理可能本就是一個被夸大、被渲染的偽問題。農民鮮有仇富心理,這個判斷隱含著一個前提:當前中國社會有嚴重的仇富取向,可農民卻鮮仇富。其實,中國社會的仇富取向,本就被人為夸大了。

公眾對貧富差距到底是什么樣的心態呢?《中國青年報》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大多數人認同“濟貧”比“劫富”更重要。在被問及如何縮小貧富差距時,73.5%的人認同的是“提高低收入人群收入水平”,而非“對高收入人群課以重稅”。一位參與調查者留言說:“我們不指望天上掉餡餅,也不指望在人家的餅上切一刀,我們希望的是公平——不要再有那么多的腐敗和不公正。”多么健康的財富分配認知,多么理性的普通公眾,雖然身處一個斷裂的社會,承受著貧富差距拉大的現實,但他們沒有仇視那些富人,沒有依仗弱者的道義優勢和多數人暴力提起“劫富”議程,而是非常理性地選擇了“提高低收入人群收入水平”的方式。公眾這種可貴的“分配理性”,是對少數精英長久以來“門縫里看大眾”——低估大眾理性、妖魔化大眾情緒、渲染仇富威脅論的一種有力回擊。

老百姓其實并不仇富,他們從不會仇視那些通過正當手段獲得的財富,只會仇視那些見不得陽光的財富——貪官貪來的錢、奸商害人賺來的錢、官商勾結獲得的不義之財。這不是仇富,而是反腐、反不公平、吁求正義的權利意識在財富問題上的表現。這種背景下來看“農民鮮有仇富心理”,就很容易理解了。其實不僅是農民,客觀而不帶偏見地看,老百姓都鮮有仇富心理。仇富,是一個被強加到公眾身上的標簽。

正如評論家張天蔚在題為《旗幟鮮明地仇富》的評論中所寫的那樣:“我的仇富不是陰暗心理,不是角落里且妒且恨的覷視,不是背地里的嘀嘀咕咕,而是理性判斷和立場選擇,我仇富,但不仇奮斗致富、合法致富,但對于以傷天害理、違法亂紀、權錢交易的方式致富者,卻一定施與最大的仇恨;仇富不但是一種情緒宣泄,而且還是一種立場的宣示和政治訴求。”

具體到農民鮮有仇富心理,還有很多其他原因,比如,與城市的陌生人社會不同,農村是一個熟人社會,農村富人的錢是如何賺來的,村民大多非常清楚,對這種知曉來源的透明財富,民眾不會有仇恨心理;城市社會的仇富,主要源于陌生人社會中財富來源的不透明。其次,在縱向對比下,農民對財富的要求比較低,他們的生活比過去有了很多的改變,過去溫飽都成問題,現在得到了很大的改觀,更善良、更懂得感恩的他們,就覺得很滿足了,而不會對與別人的財富比較有過多不切實際的期待。最后就是農村相對閉塞,接受到的貧富差距信息沒有城市人那么多,農村的貧富差距并沒有城市那么嚴重,所以仇富心理也會弱化很多。

當然了,不能因為農民鮮有仇富心理,就漠視日趨嚴重的貧富差距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