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幾年前，有這樣一則新聞，一項小學生作文競賽中，不少孩子筆下的媽媽不再“偉大”、“慈愛”，而是成了“變色龍”、“母老虎”、“河東獅吼”……當時就有專家指出，望子成龍心態是造成母親焦慮現象的元兇，也正因為此母親正在成為社會和家庭矛盾的焦點。

當時間來到2010年，我們發現，母親的焦慮遠遠不止這么一丁點。幼兒園小朋友的母親焦慮孩子會不會被拐騙、被綁架、被反社會人士莫名其妙地砍殺;小學生的媽媽擔心孩子被綁架甚至撕票;初中生的媽媽焦慮孩子會不會承受力太弱、會不會一個不高興就玩一把自殺或者被牽涉進艷照風波;剩女的母親焦慮年過30的女兒萬一真的一輩子嫁不出去，還會不會像現在這般沒心沒肺……

母親從局部焦慮轉向全面焦慮

關于母親焦慮的表現，幾乎每個人都不缺乏深刻認知。母親屬于這么一種人，她們———往往跟父親相反———很少掩飾自身的焦慮甚至樂于把這種焦慮表現出來，試圖用瑣碎的、憂心忡忡的、循環反復的傳達方式將某種憂患意識、危機意識傳染給子女。隨著整個中國社會城市化轉型的加劇，母親焦慮的次數越來越多。

“假如把時間往前推三四十年，那個年代母親的焦慮要輕得多。在當時的集體化語境中，每個人都有很強的社會角色，包括孩子也被定義為革命事業的接班人，家庭概念被弱化。孩子不完全屬于父母，還屬于革命事業，屬于接班人。他們今后的成長、工作、住房等等，國家都會承擔很大一部分或者說幾乎被國家所限定，所有的責任并不完全壓在父母身上。”北京大學深圳研究生院社會學教授于長江比對當下后指出，隨著社會轉型及市場化的深入，國家放手，孩子的社會角色被消解，完全歸入到父母的名下，“全責”概念持續沖擊母親脆弱的神經。

深圳市公共藝術中心主任孫振華也承認，上世紀90年代以前，母親的焦慮多帶有強烈的社會性色彩，重視群體利益，忽略個人和家庭的利益。“孩子能不能成為社會有用的人，能不能順利接革命事業的班”，焦慮背后所隱藏的期待也是宏大敘事式的。“改革開放后，出現了一個回歸，人們從社會性訴求中解放出來，人的天性、母性得到極大釋放。集體性焦慮演化為個體更日�；�、倫�；�的焦慮，偏偏社會提供的支持包括心理和技術上的支持非常缺乏，家庭往往要扛起養育子女的全部責任，母親們在焦慮中顯得特別無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