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網上看到一張照片，母女倆人坐在溪水旁的一塊大石頭上，脫了鞋子，把光腳翹得老高地在曬太陽，上面的標題是“曬自己的幸福，讓別人來看吧”。這大概是配合眼下“談幸福”的熱門話題，在報紙語言中追趕某種話語時髦。這樣使用“幸福”一詞似乎正在成為一種新時尚。

 

一般人在說話中使用“幸福”一詞，往往指主觀感受到的快樂和滿足，這種快樂和滿足取決于偶然、短暫的情緒體驗。在普通話語中這種用法司空見慣、不足為奇，也不必計較或當真。但一旦上升為某個社會“幸福生活”或“好生活”的顯示或證明，那就成了一個問題。在和熙的陽光下感覺舒適快意，是狗是貓的動物都能感覺這種快樂，將此稱為只有人類用心靈才能感受的“幸福”，不知道是在恭維還是在挖苦。

 

幸福一旦太廉價，追求幸福也就是失去了意義；滿足于廉價的幸福，透露的恰恰是真正幸福的可望不可即。作家張賢亮在一次訪談中說起自己當右派時的經歷，他先是說，“我個人最不幸的時候也是我們民族最不幸的時候”，接著又說，“勞改是很幸福的。有很多人想勞改而不得，懂吧，進去勞改，判幾年，你就在里面勞動就算了，有的人在外面天天要進行政治運動，天天要進行批判，天天要為那一點票證發愁，我進去什么也不發愁了。那個時候中國有一段激進的時期，叫‘低標準、瓜菜代’，恰恰是勞改隊里面死人的比例比外面的人要少，因為至少稀湯每天還有得喝”。

 

張賢亮說的“幸福”是他的自我調侃和自我解嘲，絲毫不能證明他那個時代的社會幸福。索爾仁尼琴在小說《伊凡·杰尼索維奇的一天》中也說了一個類似的“幸福”故事。斯大林時期勞改營的犯人伊凡·杰尼索維奇·舒霍夫從前一天晚上起就覺得不舒服，有些發燒，他早晨起來，覺得頭昏眼花、全身無力，不知道這一天要怎么熬過去�？墒且惶煜聛�，居然過得非常順當：沒有關禁閉，他們小隊沒有被趕去干最苦的活，午飯的時候賺了一碗粥，砌墻砌得很愉快，搜身的時候偷帶的鋸條也沒有被搜出來，晚上又從別的犯人那里弄到了東西，還搞到了煙葉。沒有生病，一天就這樣挺過來了，沒碰上不順心的事，“這一天簡直可以說是幸福”。

 

十八、十九世紀，英國思想家和社會改革家邊沁（JeremyBentham）用“幸福”的觀念，來推動當時的社會和司法改革，在這之后的將近一個世紀里對很多思想家產生了持續的吸引力。幸福成為一種以改善民眾生存狀態為現實目標的政治倫理。“幸福”被用來代替傳統政治哲學的“正義”，以區分具有普遍社會意義的“對”和“錯”。這個新的價值概念后來被用作為公共政策的導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