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拆遷是個觸及社會敏感神經的話題，最近，吉林作家李發鎖卻以此題材寫了部長篇小說《動遷》，引起了媒體關注。此書腰封上寫道：“這是一部深度解析城市開發和拆遷過程中潛規則的書”。李發鎖曾任長春市政府秘書長10年之久，現任長春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他對媒體感嘆道，“講真話最困難”。

我注意到，李發鎖在推介此書時，扛出一些很容易令人激賞的理由，那就是“說真話，為弱勢群體執言”。不過，一些批評者卻認為此書太過“主旋律”，作家張笑天也說其中寫高層太少。在接受記者采訪時，這位官場作家還說，“我可能又要說被人罵的實話了，現今拆遷的惡性事故比以前少多了”。

說實話，我都不知道應該稱李發鎖為“領導”還是“作家”。當然，如果以這種矛盾身份來評判他，實在又太刻薄了。我只是覺得，官場作家內心實在太糾結了，甚至有點錯位分裂。一方面把“說真話”旗幟扛得很高;另一方面又要盡量避免損害自己的官場利益。

這讓我想到不久前另外一位引起極大關注的官員，就是原湖南臨湘市副市長的姜宗福。姜宗福被稱為“官場上的鳳姐”，不久前，他圍繞高房價、官員財產公示等敏感話題，也公開說過一番實話，后來很快就被調到岳陽一高校任院長助理了。不過，姜宗福的“說實話”絕對要比李發鎖猛烈多了，完全不在一個級別。原因完全就是因為姜宗福對官場已是“無欲則剛”。

李發鎖現在仍是人在官場。我不知道，他今后的理想到底是文學，還是仕途。前陣子我與幾位官場作家朋友喝酒聊天，他們對著我這個時評人紛紛感嘆，如果不是身在官場，絕不會寫那樣“沒骨沒刺”的文章，其中一位竟然發誓說，等他退休之后，一定要把在官場見到的腐敗與丑惡寫成小說。

要分析這種心理產生的原因，只要看看布迪厄關于文學是怎么說的，就會很清晰了。布迪厄所說的“場域”概念，現在被人們廣泛熟知與運用。場域就是指權力斗爭所發生的場所，或者說，一切場域均為權力場。布迪厄認為，文學場在權力場中居于從屬地位。文學這個詞聽起來很高尚，很純潔，但文壇說到底還是一種權力場，作家們也是要在其中爭奪權力與資本。比如，現在還有誰不知道作協是個權力機構呢?文學場的權力屬性，很多時候決定著“為藝術而藝術”的理念只是一種烏托邦。

也就是說，文藝獨立性只是相對的。文藝創作者的清高，是他們希望能夠在政治和經濟的權力面前，保持獨善其身的姿態，這往往取決于他們是否擁有可以滿足內心需求的政治與經濟的資源。不在官場的人，對權力欲望可以少一點，但可以通過經濟資源與藝術價值來補足，從而達致內心平衡。比如，作家鄭淵潔退出中國作協，至少說明他內心已不需要那些權力賜予的資源。而官場作家，則希望把權力與經濟的兩種資源都能控制在手中。兩全其美當然好，但這種奢求也很容易造成心理錯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