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幸福感而言，當前農民工主要來源于個人生存層次的需求滿足，對未來發展所帶來的幸福感最低。

農民工的幸福感：生存更實在，發展太渺茫

中國農民工的幸福感從多個維度看都顯著低于國外體力工作人員。中國農民工的幸福感更多來源于個人安全和健康狀況等“生存”層次的幸福感，“關系”層次的幸福感較低，而基于“發展”層次上的幸福感最低。這說明現在社會為他們發展和改變社會地位提供的途徑讓他們更為失望。

新生代農民工逐漸成為中國農民工的主體，他們通過“短工化”、“旅游式”的打工或者父輩打工的積累基本能夠滿足生存需求，但他們也有更高的追求，希望能夠平等的享受城市生活，最終在城市生根。但原社會關系被割裂，新社會關系陷真空，致使他們成為了“農村的逃兵，城市的孤鳥”，目前生根非常渺茫。

生存感受區域差異大，自我定位決定其幸福感

具體到城市，農民工生存感受差異較大：從幸福感的角度，幸福感最高的前三位是泉州、青島、長沙，幸福感最低城市是深圳，其次是東莞、上海；從社會支持角度來看，青島樣本的社會支持最高，而上海樣本最低；情緒倦怠感上，北京樣本的水平最高，杭州樣本最低，社會距離東莞樣本最高，大連樣本最低。

由此可見，幸福感與經濟發展水平并不直接對應，在很多經濟發展水平并不是特別高，社會經濟競爭并不劇烈的城市，農民工的幸福感會比較高。

不同工作狀態的農民工幸福感沒有顯著差異，有工作和無工作在很多維度上的幸福感是相同的，這說明工作所帶來的幸福感很低。

不同月收入的人群幸福度沒有明顯的差異。從數據上來看，月收入4000－5000左右的農民工幸福感最高，但是月收入低于1000的農民工幸福感也并不是很低，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農民工的幸福感受到經濟收入影響的程度是偏低的。

反而從農民工自我定位的社會階層來看，社會低階層的農民工幸福感顯著低于中層和高層農民工，所以農民工的相對社會地位對其幸福感的影響很大。

缺乏城市歸屬感，卻依賴城市生活

通過對農民工社會距離數據的分析可見，農民工與所生活的城市并不是非常融合，而且不同年齡階段、收入、教育等的影響并不明顯，這說明整體農民工的身份妨礙了他們和所在城市的社會融合。無論在城市生活時間長短，農民工幸福感和情緒倦怠感差異并不顯著。

城市并不是完全接納所有的農民工，其中小部分人群（30％）依然認為他們被拒絕和被排斥。而如果讓農民工再有選擇的可能，46。2％的農民工愿意選擇繼續留在所在的城市，還有23。3％的農民工愿意選擇去別的城市。這些結果說明，就算城市并不是完全接受他們，還是有70％的人愿意留在城市中，但是他們并不一定依賴于所在的城市，他們可能更愿意接受城市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