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三種教養方式

早在19世紀末，弗洛伊德就注意到了不同養育方式對孩子的影響，他對父母的角色做了簡單的劃分：父親負責提供規則和紀律，母親負責提供愛與溫暖。50年代，發展了弗洛伊德的觀點，并把這個問題與家庭角色及性別特征聯系起來，認為女性善于表達，情緒比較敏感，所以適于處理與孩子間的各種關系;而男性指導性強，負責制定規則更好。把這些思想與學習理論相結合，提出了教養方式中的兩個重要概念：溫暖和控制。他認為在家庭內部，溫暖和控制的平衡是極為重要的。

以此為基礎提出常見的三種教養方式：(1)極權型：用一套行為標準去要求和改變孩子。這樣的父母崇尚服從，相信懲罰可以控制孩子的行為，不許孩子對行為標準的正確性有所懷疑。(2)權威型：這種類型的父母也相信孩子應該依規矩行事，但允許合理的討論，它們愿意與孩子交流思想與意見，并且相信自己也有錯。(3)放縱型：這種父母不為孩子設立行為準則，也不要求孩子遵守規則，認為孩子本身就是規則。Baumrind認為這三種養育方式中權威型最好，70年代許多這方面的研究也證實了這一點。而在我國，許多研究者也早就注意這個問題，許多研究得到了對兒童教育很有價值的結論。

2　教養方式對兒童的影響

家庭教養方式對孩子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

教養方式對孩子的影響首先表現在對認知發展的支撐作用上。維果斯基[5]認為，兒童認知能力的發展受到各種社會因素的影響，其中在問題解決過程中成人創造的環境及提供的指導是十分重要的，而這種指導就體現了父母的教養方式。通過這些指導，兒童的認知能力才能超越現有水平而向上發展。正是由于成人，尤其是父母的指導，兒童才能把新舊知識聯系在一起，從而使學習更上一層樓。因此，要理解兒童的發展，就必然要關注父母在日常生活中向孩子提供的各種正式和非正式的指導。與這種思路一樣，趙靜波[6]等研究了智力、父母教養方式與孩子學習成績的關系，發現優等生與差生的父母在教養方式上有明顯的差異：前者偏愛溫暖與理解，后者偏愛懲罰與干涉。而這種差異引起的結果是，優等生有信任與安全感，并形成良好的個性與學習習慣，而差等生有逆反與自卑心理，他們厭學，缺乏信心。

教養方式的第二個功能是情緒性支持。從60年代開始研究者就注意到了父母對孩子的情緒性支持功能，發現孩子對外界社會的反應與父母所提供的溫暖和安全分不開，沒有這種關心，孩子的行為發展就會出現反常。同時，孩子自身也會發展出一套與父母建立關系的依附模式，通過依附，孩子從父母處獲得溫暖和安全感。孩子在面臨新的情境時處理問題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與依附關系中的方式相似。劉寶花等[7]在探討教養方式與神經質關系時就發現，不良的教養方式，如拒絕、偏愛及過度保護等易使子女患神經癥。Pine[8]等則指出這種情緒性支持甚至影響孩子的身體發育。

家庭教養方式也影響青少年的應激行為。Collins[9]認為溫暖或是嚴厲的教養方式對兒童的應激行為起著重要的調節作用。Wagner[10]通過對517名青少年的研究發現，擁有雙親溫暖的孩子在應付緊張生活事件上要比擁有單親溫暖的孩子有優勢。另外，父親和母親溫暖的影響也不一樣，母親的影響要大于父親的影響。從總體影響上講，不論父親的溫暖如何，母親的溫暖總是最主要的。在這里應該注意區分溫暖與溺愛，溫暖的父母愛孩子，他們在肯定孩子良好行為的同時，也約束孩子的不良行為;溺愛則超出了正常的范圍，而是一味地滿足孩子的要求，不論其正確與否。Wagner[11]指出，母親對孩子的溺愛會使孩子在遇到緊張性生活事件時出現心理上的問題，與一般孩子相比，受父母溺愛的孩子更容易產生挫折感與焦慮。

最后，家庭教養方式也影響著孩子對“孝道”觀念的理解。由于在養老及社會保障等方面的獨特性，使得中國人比西方人對“孝道”觀念有著更深入的理解。在家庭內部“孝道”觀念的形成與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家庭教養的影響。對孩子來說，“孝為先”的觀念實際上與他們的家庭生活經歷緊密聯系在一起。家庭內部“孝道”觀念的形成不僅是社會學習的結果，同時也與社會交換理論聯系在一起[12]。從社會學習的角度講，孩子會通過觀察和模仿學習到父母的“孝道”行為。中國的家庭，尤其在廣大農村，往往是幾代人生活在一起，如果父輩對他們的父母孝順，這對自己孩子的影響是很大的。從社會交換的角度來看，父母與子女之間的互助行為在一定程度上也遵循著社會交換原則[13]，父母和子女之間的養育與贍養之間的關系遵循著一個公式：結果=收益—成本。而要體現這種關系的公平性，雙方收益與成本必成正比例。父母付出的多，日后子女回報的也必然多，父母付出的少，得到的也必然少。

3　父母行為的影響

家庭暴力與青少年反社會行為

從60年代開始，隨著電影、電視等傳播媒體在人們生活中影響的擴大，影視暴力對青少年實際暴力行為的影響引起了研究者的注意，1982年美國心理健康組織在一份研究報告中指出：影視暴力確實使觀看它的人產生了更多的暴力行為，二者之間存在著因果關系。Bandura和Eron等人的研究都支持這種觀點。其中Bandura用社會學習的觀點解釋了這種關系，他認為兒童通過觀察與模仿媒體中暴力實施者的行為學會了實施暴力。Eron[14]的一項長期追蹤研究則通過比較觀看不同數量的暴力片的人的暴力行為，發現兒童在8歲所觀看的暴力片的總量可以用來預測其30歲時的暴力行為。也就是說，兒童時期觀看暴力片的量的多少，決定了其成人后的暴力行為總量。

但是，這一結論并不被研究者所普遍認可。到目前為止，對這個問題的爭論主要形成了三種觀點：一種是Bandura和Eron等人所支持的電視暴力導致實際暴力行為增加的觀點;第二種與第一種相反，認為是一個人內在的暴力傾向決定了他對暴力片的偏好，也就是說，不是電視暴力導致暴力行為，而是暴力行為傾向高的人本來就喜歡暴力性的電視節目。

為了解決上述兩種觀點的分歧，Strauss[15]提出了第三種觀點，力圖把上述兩種觀點統一起來。他通過對家庭內部暴力行為傳遞及影響的研究，發現家庭暴力在影視暴力和實際暴力行為之間起著重要的中介作用。更為重要的是，他認為家庭暴力會使兒童的暴力傾向增加，而且這種暴力傾向可以由父母傳遞給子女。Strauss稱之為家庭暴力的社會遺傳。這種遺傳一方面通過模仿，另一方面也與人們對暴力行為采取以牙還牙的策略有關。在Strauss的研究中，已婚而且曾看到父母相互攻擊的男性，有35%的人在過去一年中打過自己的妻子，而未見過父母有暴力行為的男性只有11%的人在過去的一年中打過妻子。女性的這個比例也基本相似(27%，9%)。可見，兒童期經歷過家庭暴力的孩子，長大成人后更可能以暴力行為對待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