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在許多國家，學校暴力日趨嚴重，如不加以控制，大有愈演愈烈之勢。長期以來，科學家一直試圖揭開學生暴力行為后面的謎底，以便讓家庭和學校對此進行適當干預，避免讓孩子誤入歧途。科學家的最新研究發現，一種稱為MAOA的基因可能從中作祟，是造成兒童和青少年暴力行為的“罪魁禍首”。

“搗蛋鬼”變成好孩子

一些人遺傳的MAOA基因會影響其大腦發育，可怕的是，這種影響是負面的，讓孩子逐漸具有暴力傾向。因此，了解MAOA基因就成了科學家面臨的一個重要課題。研究還發現，教育不當也會刺激孩子的好斗心理。

15歲的亨利可謂是個“問題少年”，經常同別的同學打架，欺負女生。老師也會因亨利在課堂上搗亂，經常將他趕出去。高年級的學生有時會在教師走廊取笑亨利，罵他是性變態，譏諷他應該重返幼兒園接受教育。而一回到家里，接到老師“小報告”的父親又會對亨利大加訓斥，母親則在一邊低聲抽泣，對兒子惡劣品行無可奈何。

亨利很喜歡宣揚暴力的錄像，經常從網站上下載暴力圖片，并公開表達對1999年科羅拉多州哥倫布校園槍擊事件兇手的羨慕之情。那次事件共造成12名學生和1名老師遇害身亡，2名行兇的學生隨后自殺。2001年，亨利的人生發生重大轉折。在亨利所在學校校長的堅持下，亨利和父母開始從休斯敦著名心理醫學斯圖亞特·特維羅夫那里尋求心理治療。在治療過程中，特維羅夫對亨利的心理進行了深入探究，他發現這個小男孩對父母充滿怨恨，并將自己視作被動的受害者，認為在遭受折磨時應予以反擊。

然而，當亨利發現父親正在同其根深蒂固的問題做斗爭時，他憤怒的情緒開始減輕。根據特維羅夫的建議，亨利開始接受武術訓練，到一所社會環境更為健康的學校就讀。如今，亨利的學習成績逐漸提高，對女孩子也開始有好感。亨利的故事突出了一個日益受到科學家關注的話題：隨著逐漸長大，同所有兒童一樣，“搗蛋鬼”會對社會和生物因素的影響做出各種反應。在這一過程中，有些人的成長道路充滿坎坷，并最終走入死胡同;而有些人暫時遭遇過黑暗，但最終走向光明，比如亨利。特維羅夫說：“暴力是一個錯綜復雜的問題。暴力行為總是有各種前提，而且永遠都不會是一個原因造成的。”

科學家找到了“暴力基因”

美國全國心理健康研究所神經學專家安德里亞斯·邁耶-林登伯格表示，沖動引發暴力的基因風險可能來自于大腦。邁耶-林登伯格領導研究小組對142名白人成年人進行了研究，這些人均遺傳有一種特殊基因的兩種常見版本，這種基因能觸發大腦分泌一元胺氧化酶A(MAOA)。這種酶控制著大腦一種重要化學物質的供應。其中一個變種會讓MAOA在大腦中活動減弱，造成5-羥色胺濃度升高。若這種“化學信使”過多，便會打亂情緒和沖動的規律。另一種基因變體會引發劇烈的MAOA活動，令5-羥色胺濃度偏離正常水平。

在邁耶-林登伯格的研究中，缺乏MAOA基因的57名男女表現出一系列神經特征，這些特征顯然會削弱一個人控制感情的能力。研究人員對這些志愿者的大腦掃描顯示，通常情況下，大腦內部結構小涉及情感控制。這種影響在男志愿者身上體現的更加突出。當同樣的志愿者在看到不同的面部表情和回憶起感情經歷時，他們大腦中兩個同情感有關的結構——杏仁體和海馬狀突起——表現得異常活躍。而在一項要求其自我約束力的電腦測試中，大腦前額控制沖動的區域則不活躍。

相反，MAOA基因強的志愿者對情感輸入反應不強烈，而對與沖動控制相關的活動則反應積極。科學家在最新出版的《美國科學院學報》上報告稱，大腦的這些反應表明其對情感和沖動更強有力的控制。英國倫敦精神病學研究所心理學家特里·默菲特表示，受MAOA基因影響的大腦在沒有暴力行為的人群身上同樣存在差異，這就提供了“與基因決定暴力行為論調截然相反的證據。”2002年，默菲特及同事首次報告了少年時受過虐待、MAOA基因弱的人，出現暴力和違法行為幾率高的情況。

不可忽視個人與環境因素

此外，兒童發育專家也在積極探索個人和環境因素對暴力行為的影響。美國杜克大學心理學家肯尼思·德格領導的一項研究對來自三個中西部地區的585名男女志愿者的心理狀態進行了研究。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回報敏感性(rewardsensitivity)，這個特性是衡量一個人對直接、積極的回饋的需要。沖動是造成這種特性的原因之一。不到半數的志愿者被認為具有較高的回報敏感性。德格表示，志愿者在回報敏感性方面的變化會在21歲時開始顯現。21歲以前，那些在成長過程中情感陰暗，父母經常出現暴力、犯罪和物質濫用等問題的年輕人也表現出高回報敏感性。這種模式在男孩中間尤為明顯。

在過去25年里，俄勒岡社交學習中心心理學家杰拉爾德·帕特森及其同事注意到，一些父母和孩子之間關系極為惡劣。他們的日常交流僅限于母親要求孩子遵守某條規則或要求，而一旦孩子拒絕遵守，最終父母只好放棄。長期研究表明，這些強迫性交流會孕育兒童和成年人的好斗性。

帕特森和多倫多大學心理學家伊薩貝拉·格拉尼克認為，這種影響最好應被理解為一種動態系統，這種體系趨向于穩定模式，但在關鍵時刻遇到壓力時能做出改變。動態系統原則已被用于檢查兒童如何學習走路及控制身體等行為。在今年1月出版的《心理學評論》雜志上，格拉尼克和帕特森描述了探究暴力和違法行為的發展，這些行為都來自于對兒童同父母交流的長期跟蹤結果。

此項研究顯示，在那些有暴力行為孩子的家庭，父母與子女的強迫性關系有兩種類型：相互敵對和過分縱容。格拉尼克領導了一項針對據認為存在嚴重自制問題孩子的研究，其中一些孩子有時存在性格偏激或沮喪等問題。該研究涉及33個孩子，每個孩子及其母親來到一個研究實驗室，用時4分鐘討論家庭問題。當談話進行了2分鐘后，研究人員會敲門提醒他們還剩下2分鐘，要求他們盡快“達成圓滿結局”。設置時間限制的目的旨在迫使每一組談話對象進入日常面對壓力時的狀態。

這時，母親和被研究人員認定舉止沖動的孩子之間的敵對狀態出現明顯升級，相反，那些有時失去理智但平素性格內向或看上去沮喪的孩子的母親一般會保持平靜，最終同意孩子的立場。研究人員表示，這兩種模式都代表了一種交流活動，這種交流已變成一種難以打破、宣揚好斗的習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