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青報和央視資訊的一項調查顯示，75.1％的中青年人對拼命工作甚至“過勞死”表示理解，只有18％的人認為“這種健康風險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如果說，許多職場人士與8小時工作制漸行漸遠的現象值得關注的話，那上述調查的后一項數據所顯示的心態(tài)就更值得我們重視和深思了。

　　誰動了8小時以外這塊奶酪呢？

　　“我現在只有上班是準時的，下班基本上都是頂著星光回家。”作為職業(yè)策展人的李小姐告訴筆者，她現在是在用自由換金錢。28歲的李小姐月收入超過萬元，但是加班生活讓她盡顯疲態(tài)。“今年要替公司操辦一個大型的動漫展覽，已經連續(xù)3個月沒有雙休日了”，她抱怨說：“而且不僅如此，E－mail、手機、筆記本電腦、寬帶和網絡使你無法隱身，工作變得無處不在。每天在家用筆記本電腦寫企劃方案，那已經是件很平常的事情了。”李小姐也不是不清楚8小時工作制，但為了對得起這萬元月薪，她也只好以犧牲休息作為代價。

　　高級白領或許可以拿8小時工作制外的奶酪換取高額月薪，那么一般的打工者呢？早上6點半老陳就心急火燎地奔向單位了，他是本市一家急送公司的快遞員，基本工資加上業(yè)務提成，老陳一個月可以到手1500多元。談到自己的工作，老陳表示非常滿意。“我前年下崗后托熟人介紹找到這個工作，也算‘穩(wěn)定’下來了，雖然辛苦點，但也算過得去。”老陳現在每天早7點到單位，晚九點下班，午飯時間一個小時，一天工作14個小時，另外周末加一天班。談到8小時工作制，老陳擺了擺手：“我們是多勞多得，只要有活干，哪里還管得了8小時？女兒在讀大學，要用錢，我還擔心沒有活兒要我送呢。”

　　這只是個別的兩個例子，但李小姐和老陳對于8小時工作制的心態(tài)還是帶有普遍性的。按照《勞動法》規(guī)定，企業(yè)確實需要加班的，必須和工會協(xié)商，征得工會同意，而且加班必須建立在工人自愿的基礎之上。另外，每天加班時間最多不能超過3小時。但當你面對職場壓力的時候，你還是不得不成為不能停歇的“紅舞鞋”。超時工作的狀況的確四處存在，問題不是有法律條文就能解決的。看看同事加班工作的身影，你敢心安理得地按時回家嗎？

　　和李小姐和老陳作出同樣選擇的人還有很多。隨著社會的進步和市場經濟的迅猛發(fā)展，許多人的工作已經不再受8小時工作制的統(tǒng)一“定制”。工業(yè)社會對于個人在特定時間和空間辦公的嚴格限定被現代的工作方式逐漸取代。行業(yè)原因、個人原因，使8小時工作制正在遭遇尷尬，對于某些人來說，8小時工作制已經名存實亡。拿李小姐的話來說，唯一讓她感到和8小時工作制有點關聯的地方僅僅是：公司按照8小時工時支付工資。

　　“過勞死”敲響警鐘

　　不久前，59歲的藝術家陳逸飛去世。今年早些時候，4天內兩名清華教師36歲的焦連偉和46歲的高文煥接連去世，再加上均瑤集團董事長———38歲的王均瑤，中青年的“過勞死”現象已經不容回避地擺在了我們面前。

　　1981年日本公眾衛(wèi)生學者編著了一本書，書名就叫《過勞死》。書中寫道：所謂過勞死，并不完全是醫(yī)學上的概念，也不完全是統(tǒng)計學上的概念，而是由日常工作中日積月累的勞累所導致的結果。主要表現為腦疾患和心臟疾患引起的突然死亡。《39健康網》曾經刊登過一篇從法律角度討論“過勞死”的文章。文章稱，結合我國的實際情況，可以對“過勞死”做這樣的解釋：所謂“過勞死”就是過度勞累造成的死亡，也就是用人單位強令勞動者超出正常工作時間、工作勞動強度，導致勞動者不能得到必要的休息而影響健康最終死亡的情形。

　　針對近期“過勞死”這樣觸目驚心的現象，中青報和央視資訊合作實施了一項調查，在接受調查的1218人中，每天工作不足8小時的人占34.4％，而工作時間在8小時以上的人占65.6％。其中，每天工作10小時以上的人已經超過20％。數據令人驚奇，不過下面的數據更令人不解，調查還顯示，75.1％的中青年人對拼命工作甚至“過勞死”表示理解，只有18％的人認為“這種健康風險是完全可以避免的”。看樣子玩命工作，透支生命的想法已經深入人心了。

　　張永明是上海市第七人民醫(yī)院的主治大夫，對職業(yè)病頗有研究，他告訴筆者，八小時工作制是根據人的正常體能、精力制定的，是非常科學、人性化的制度。它保證了人們的身體健康和精神健康。我們切不可因為工作方式的轉變，而輕易否定了這一制度。“時下，不少中青年職業(yè)人士由于過分勞累，傷了身體所致。事實上，只要均衡分配自己的精力，完全能夠處理好休息和工作的關系。在西方發(fā)達國家，會工作的人也會懂得生活，懂得如何使自己的生活質量提高。”張永明醫(yī)生提醒讀者，合理搭配工作和休閑的時間是最基本的生活要求。因此，我們千萬不要讓8小時工作制越走越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