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思考的民眾是弄權者之大幸”

　　不知道今天的德國是否還回避這樣一個事實：要是兒童在成長過程中，不被虐待，不在暴力威脅下灌輸盲目服從，也許就沒有希特勒及其追隨者，因此也就沒有數百萬人慘遭屠戮。戰后愿意思考的人們可能依然會對此感到茫然，想不通為什么一個瘋人設計了一個死亡機器，而后有成千上萬的人成為那架機器的驅動力。

　　希特勒無疑是謀命數百萬的罪魁禍首、制造毀滅和瘋狂的天才。然而他并非生來就是這樣的禽獸。并不是像有人想像的那樣，希特勒是魔鬼送他來世；也不是至今仍然有人相信得那樣，他是上天降之于德國來“維護秩序”，鋪設高速公路，拯救德國的經濟危機。他自然也不是生來就具備“毀滅之動力”，因為根本就不存在這樣一回事。我們的生物本能是活下去，而不是毀滅之。人類的自毀傾向不是命中注定的，生而繼承的品性無所謂好，也無所謂壞；人的品格是在一生的歷程中朔造成形的，其走向取決于人生經歷，尤其是童年和青少年時期的經歷。當然，成人后的自我選擇也至關重要。

　　希特勒和其他兒童沒有什么兩樣，生來也都是天真無邪。但是，他跟那個時期的許許多多的兒童一樣，被其父母按毀滅性的方式養育，最終自己也成為害人魔王。在上世紀交接的德國，“養育子女”的過程像是打造毀滅機器。孩子生活在一個“看不見的童年集中營”里。時至今日，我們還不愿坦誠相對哪個“集中營”的本來面目。希特勒就是哪個“童年集中營”里的生還者。

　　我在我《為了你自己的福祉：育兒中潛在的殘忍和暴力之源》（ＦＡＲＲＡＲ　ＳＴＡＲＵＳ　ＧＩＲＯＵＸ，１９８３）一書里和我其他的著作中，如《逝去的經歷》和《未啟之靈》（均由ＤＯＵＢＬＥＤＡＹ出版），對希特勒在《第三帝國》一書里展露他心中隱藏的恐懼有詳盡的描述。限于篇幅，我只能在這里對那些描述一帶而過。不過讀者可從我那些書里看到詳盡的論證和解釋。

　　活下去的本能讓受虐待的兒童暗自吞食所經受的虐待、剝奪和極端困擾，因為孩童的生物機體無法應對那樣的巨大痛楚。只有當他們長大成人后，才有可能用其他途徑來消化這些積累起來的情感損傷。如果他們沒有這樣做，那么，曾經被用來救命的自我抑制就會轉換為毀人、毀己的力量。暴君希特勒、斯大林們在當政期間，其內心被壓抑的復仇妄想引發了難以言表的殘忍。不過，這種現象只存在于人類社會，而不見于其他動物王國。因為，動物的幼仔不會被其父母強制剝奪天性而訓練成為“馴服”的動物，只有人類有這種自毀的行為。根據納粹分子的回憶報告（還有越戰志愿兵報告），這些人潛意識里的暴力傾向無一不和其童年經歷有關。他們小時候均被強制絕對服從，均被無端蔑視。我還從沒有見過如此記載完整的報告。這些報告清楚地表明，對孩童心理謀殺會導致的惡果——先是產生集體盲目，然后就是希特勒那樣的屠殺人類的成功。

　　納粹元首希特勒曾經告訴他的秘書說，他經常遭受其父的毆打。有一次，他終于可以忍住哭泣，也不再感到疼痛了，他甚至能清楚地記得他父親那次一共給了他三十二個拳頭。

　　就這樣，童年希特勒學會了徹底忘記疼痛；學會了壓抑自己孤立無助的情感；也懂得隱藏心中的絕望。換句話說，通過否認自己的真實感受，希特勒把自己變成了行使暴力，蔑視人類的設計大師。希特勒因此成為一個品性原始、不能感受他人情感的人。他被內心深處潛伏的怨恨和復仇驅動，一波接一波地實施毫無人性的毀滅計劃。在數百萬人被其謀殺后，希特勒那些受虐待的情感依然陰魂不散。澳斯切林（ＨＥＲＭＡＮＮＲ　ＡＵＳＣＨＩＮＩＮＧ）記載說希特勒常在夜間驚叫，并伴有含混不清的數數行為。我想這可以追朔到他小時被其父毆打時的記數經歷。希特勒并不是法西斯主義的創始人，他不過是發現了它而已。在他時代的前前后后，在所有那些獨裁專制的國度里，都可以找到和他類似的暴君。從以國家社會主義面目出現的法西斯主義里，可以明白無誤地看到其童年經歷的陰影。但是，希特勒的早期經歷并不是個別現象。所以，我們看到希特勒同時代的著名知識分子赫普曼（ＧＥＲＨＡＲＴ　ＨＡＵＰＴＭＡＮＮ）和海格爾（ＭＡＲＴＩＮ　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還有許許多多的其他知識分子，都未能看穿希特勒的病態心理。要做到這一點，這些知識分子必須首先看透他們自己在成長過程中形成的心理病態。

　　因為在哪個時候的德國，有著與希特勒類似童年經歷的人成千上萬，所以希特勒才能夠把歐洲乃至整個世界拖入他自己不幸童年的戰場。這些人并不一定都對自己究竟做了什么有明確的認知，但他們把下面的原則看成是天經地義的：

　　１．秩序和服從高于生命的價值

　　２．產生和維護秩序的唯一途徑是暴力

　　３．創造性（寓于兒童之天性之中）預示危險，因此必須予以毀滅

　　４．服從父親是最高的法律

　　５．違抗行為和批判態度是不可想像的行為，因為這樣做意味著毆打甚至死亡威脅

　　６．一個活潑、充滿生命力的孩童必須盡早地教導成一個服從的機器，或奴隸

　　７．不合時宜的感受和切實的需要都應該盡量地壓制

　　８．母親絕不能在孩子受父親懲罰是加以袒護；相反，在懲罰完后，母親還要教導孩子

　　尊重和愛戴父母

　　幸運的是，即使在極端專制社會里，也總還是有人為孩童提供某種形式的庇護機會，或許還會讓這些孩子感受到愛、尊重和呵護。這樣一些經歷本身或它們提供的對比參照，會讓一個孩子至少能省視自己承受的殘忍現實并決定不在后來的生活中進一步自我折磨。如果受虐待的兒童沒有遇到國這樣的庇護人，孩子在荒誕之中別無選擇，只好抑制生命過程中的自然情素，如憤怒或喜悅；他們只好日復一日練習絕對服從，并希望通過這樣的舉止讓父親的恐怖行為保持在一個可以承受的限度內。希特勒后來得以充分利用的正是人們早期這種人格訓練之惡果。嚴格遵從如此養育下一代的模式，希特勒把它它發展成納粹的意識形態。納粹意識形態具如下實踐特征：

　　１．元首的意志是至高無上的

　　２．元首將強行維持秩序并把德國變成日爾曼人占統治地位的帝國

　　３．那些像機器人一樣服從他命令的人將獲得獎賞

　　４．任何膽敢批評的人將被送往集中營

　　５．猶太人和吉普賽人，無論男女老少一律消滅

　　６．殘疾人和精神病人也同樣處決

　　７．波瀾人和俄國人適合作有用的奴隸

　　８．自由藝術是危險和墮落的，因此必須像所有其他自由創造一樣予以毀滅

　　如果不是那些無數的紀實影片見證希特勒所受到的狂熱歡呼，我們今天無法去相信一個瘋子借用蔑視人類的意識形態居然可以產生如此巨大的熱情。希特勒究竟是怎么聚集起人數如此眾多的擁戴者？他當然靠許諾人民解決德國社會所有問題，他并為這些問題找一個替罪羔羊。這誠然不錯，但是還不夠。要想支配無以計數的活動木偶，希特勒還必須以其父那種飛揚跋扈和殘暴的風格來實現他的計劃。這樣的風格正是他的追隨者們曉其厲害，內心恐懼，并加以敬畏的。

　　從吃人肉的習俗到墨西哥印第安納人獻嬰為祭的傳統，我們可以追溯人類辛酸史的脈路。這樣的歷史告訴我們，為了抹去父母殘害幼子的罪責，某些宗教是如何將這樣的同類相殘行為神圣化。任何人睜開眼睛去重讀那段歷史，無不對那一再重復的模式感到震撼：“如果我用對我之道還之于他人，我就不用獨自一人去承受我曾經歷的痛苦；如果我用意識形態或宗教來包裝一切并一再重復曾經要我相信的謊言，我就會有人跟隨；除此之外，若能像希特勒那樣利自己的用表演天才，模仿我們都曾深信不疑又深感恐懼的如父般的恐怖行為方式，我就會找到無以計數的幫手來完成任何可以想像的罪惡。如此這般，犯罪就越來越容易，也越來越離譜。”

　　著名的（ＭＩＬＧＲＡＮ）米高欄試驗令人信服地證明了上述的觀察。在哪個試驗里，參與者按照某個權威人物的指示對另一組參與者施加逐漸增強的電極。對于很多小時候順從的成人，他們似乎在等待合法的時機來釋放曾積郁了數十年的憤怒——以“管教”為名來虐待自己的子女，通過戰爭或種族滅絕的方式。社會就以這樣的集體名義為他們提供了釋放憤怒的藉口。這樣的借口往往被貼上特殊文化的標簽。

　　今天我們來重溫歷史，重新審視希特勒，目的在哪呢？對我本人而言，關鍵點在于歷史應當警告我們自身的盲目，應當鼓勵我們去反對集體壓制，從而使歷史不再重現。我在我所有的書里都試圖表達以上的觀點。我希望能幫助人們了解虐待兒童的心理動力學方面的知識；以希特勒為例，幫助人們認知虐待兒童會為社會帶來無法計量的危險。然而，我的解釋絕非是對慘無人道的希特勒施以惻隱之心。

　　在很大程度上，我正是由于對希特勒和其歷史的了解，才認識到我們傳統教育道德的危險。于這樣的傳統里，我們被訓戒去尊敬我們的父母，對父母的所作所為從不置疑。希特勒為抑制自己的童年創傷，為使自己的童年羞辱永沉心底，把數百萬其他人投入集中營來轉移其內心的痛殤。可是，我覺得我們并沒有清晰地指明如此的關聯性，也沒有足夠經常地提醒我們認知那樣一個無意識制造惡魔的過程。如果我們繼續掩飾歷史而不是盡量把歷史變成通俗易懂的經驗，我們怎么能夠指望年輕一代能干判斷并拒絕反人類的罪惡？只有當年輕人有機會知道歷史究竟發生了什么　以及歷史將可能會以何種方式再次重演時，只有他們自己不容許任何外在因素來扼殺他們的好奇心并有勇氣面對真實時，他們才可以擺脫上一代盲目給他們平添的負擔。

　　要是希特勒不在德國成為諱疾之事，有關他的研究會豐富我們的知識，加深我們對人類歷史的了解。我們一方面對童年遭受的虐待予以否定，另一方面卻又在別人身上來轉移自己的痛楚：子女、下級，或者是投票人。這是我們了解自身真相的最大障礙。近至１９９７年，在努力推動兒童保護多年后，西德仍有過半的人喜歡用體罰來教育兒童。這樣的頑固習性究竟來自何處？這些父母為什么至今還不了解，肉體懲罰——進而形成心理懲罰實際導致兒童自尊損害并構成虐待？毫無例外地，這樣的兒童遲早會展示破壞性的后果。有些后果是顯而易見，有些卻不那么明顯。“毆打兒童是絕對必要和完全無害”已被證明是錯誤的觀念，繼續如此就是在強化、保持和永久化毀滅性育兒傳統，這些父母為什么依然執迷不悟呢？

　　父母對此缺乏認知，是因為打罵兒童是他們唯一熟悉、和他們自身經歷相吻合的“育兒術”。他們在幼年階段就把打罵看成是正常和無害的了。在他們眼里，暴力手段是矯正兒童行為的唯一有效方式。正基于此，德國一些人構造各種復雜的理論來解釋納粹德國大屠殺的原因。與其自己去承受他們兒時被虐待的痛苦和自尊的傷害，將其轉移出去也許對他們更容易一點。但是，這種回避卻把覺醒的大門關上了。然而，只有自我覺醒才能夠讓他們懂得保護自己的子女不受虐待；才能夠保護他們自己作為父母或選民不再上盲目的當。如果他們就職于政府，這樣的醒悟也許會使整個國家免于戰爭或其他無味的犧牲。戰場上隕去的人類已是數不清了。那些戰爭的煽動者們不愿承認這樣一個事實：為了彌合那陳舊的自我內心創傷，他們手持炸彈以犧牲他人來換取自己的平衡。雖然核戰爭只是我們面臨的一種可能性，我們也絕不能容許我們自己再繼續對虐待兒童現象熟視無睹了。不幸的是我們還真是對此熟視無睹：無數的專家和官員們無時無刻不被虐待兒童的后果手忙腳亂，但他們卻不能夠認清這些后果背后的本源。

　　即使一個人有著最令人發指的童年經歷，作為一個毀滅生命的罪犯，其罪過也不能因此一筆購銷。作為一個成人，他有機會面對自己的童年，不去試圖否認所承受的恐怖，而是體驗那曾被壓抑的怨恨，進而理解導致怨恨的因源。有意識地體驗恨還只是一種情感，而情感卻不會殺人。但是，尋找替罪羊并盲目予以毀滅卻是切實的殘害他人生命的行動，造孽者必須承擔罪責。

　　也許我們的孫輩們可以這樣說：“真幸運，我們沒有像我們的祖父母那樣被毆打；我們現在看問題要比他們透徹多了。”如果童年時遭受的打罵是無害的話，他們就不會對希特勒蔑視人類的行為毫無覺察；他們會像今天我們自己的孩子一樣，在面對殘忍之舉時，能立即識破其野蠻而拒絕同流合污。我相信毀滅性格并不是人類必然的俗命，因為沐浴于愛之中的兒童會使那樣的性格從世界上消失。“毀滅之性格”潛伏于這樣的人心之中：他們曾被虐待，長大后，他們又不愿去搞清楚在他們的過去到底發生了什么。即使我們乏累，即便我們對孩子的問題失去耐心，我們也不必對毫無還手之力的孩子拳打腳踢；我們甚至不能想像那樣去做。畢竟有那么多真正富有成效、體現尊重，而又不具破壞性的教育兒童的方法。

　　我無法想像我們自己為希特勒發瘋的情景。那些小時候被尊重的孩子，沒有在虐待之下而被訓練成機器人的孩子，他們從不想為什么“忠于元首”而獻身；或者，僅僅為實現一個瘋子的計劃，違背所有的理智，就把成千上萬的人送到斯大林格勒。但在元首總部，那些將軍們畢恭畢敬站在希特勒面前，所有的異見都融化于恐懼之中，消遁在精神殘廢的大腦里；當然，也會融化在他們聆聽元首訓話時的熱情里。這種災難性的、導致數百萬人死于非命的政治盲從雄辯地證明：肉體和精神虐待兒童不僅是有害的而且是極端危險的；這不僅會導致一個個體的悲劇，而且在特定情形下會給整個國家帶來災難。這一事實正是我們的長輩們曾拼命否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