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爾赫斯感受到無處不在的“一切死亡”。在他看來，如今我們有太多的“詩人”，甚至有擁抱別人和自己死亡的詩人，他們在沸騰的文化街市之上或之下去尋找裝模作樣的天空，卻絲毫沒有“愧對一切死亡”的感覺。讀這些詩句，讓人深感震撼，因為今天，我們面對的死亡可能比博爾赫斯所感受到的更加“一切”，更加“徹底”，更加“無可挽回”。“一切死亡”就在我們周圍發生著：清新的空氣在死亡，清澈的河水在死亡，斑斕的樹木花草在死亡，鮮活的各類生命在死亡……

　　與這些死亡相伴隨的是我們心靈的死亡。我們不會同情了，因為同情可能讓我們上當；我們不會愛了，因為愛是需要付出的；我們不會欣賞美了，因為我們失去了那份閑暇的、渴望捕捉美的心境。整個人的世界“從來沒有這么世俗化，這么缺乏愛與善”。可是，沒有同情，沒有愛和善良，沒有美，不就是我們自己的死亡嗎？

　　我們聽信一些專家的話：地球死了不要緊，我們可以在外層空間找到新的家園。在我看來，這類以科學的名義，行“拋棄地球母親”之實的言論是真實的謊言，從根本上說，不是地球需要人類，而是人類只有一個地球。尼采用“強奸萬物”來概括今人對自然萬物的態度，雖駭人聽聞，卻是實情。今天失去家園的切膚之痛已開始讓我們這些普通人張開雙眼，驚駭不已。

　　是的，是詩人最先聆聽到大地母親痛苦的喘息聲。今天，詩人的體驗終于讓我們與死亡相遇。難怪在人的世界中，詩人得到最高的評價是：他們是“聆聽無底深淵的聲音的人”。

　　要命的是，面對無處不在的“一切死亡”，我們的心靈絲毫沒有“愧對”的感覺，我們大多數人牢騷滿腹，仿佛整個世界都在與我們作對，和我們過不去。可是，“在人與世界的戰斗中，世界不是發起者”。這讓我想起二次大戰后阿多諾的名言：“奧斯維辛以后詩已不復存在。”它表達的是一種無可言說的悲切和失望。他對自己提出這樣的問題：奧斯維辛以后是否還有理由活下去？當人們為生命所迫繼續活著時，就必須負起一種責任，使奧斯維辛不再重現。阿多諾說：“這不是出于教養，而是出于對自己在地獄中仍然呼吸的羞愧。”也許，現代人對羞愧的感覺已十分陌生，他們不能理解博爾赫斯的“愧對一切死亡”是這樣一種內心感受：當看到周圍的許多人陷于困境之中時，我卻過著幸福的生活，這使我難以承受；我為在世界上所看到的那么多痛苦而流淚；思考不應該殺害和折磨生命的律令，是我自青少年時代以來的大事；我意識到，害怕被別人嘲笑為“多愁善感”會使我變得麻木不仁；我的愛一無所得，這是由于我心中的愛還太少；我對出現在周圍的虛偽和欺騙無能為力，是因為我本身還不夠真誠；我的溫柔常常被誤解和嘲笑，這意味著，我心中的溫柔還不足以感化人。

　　今天我們的不幸在于，能夠做這樣的自省太難了，啟蒙讓我們從一種蒙昧中走出來，又陷入了另一種蒙昧——“理性的蒙昧”。我們變得淺薄了，過于“自戀”了——“人們醉生夢死，放縱地生活，人們非常不負責任地生活：人們恰恰將這叫做‘自由’”。是什么讓人們如此肆無忌憚？丹麥哲學家克爾凱郭爾一針見血地指出：“大多數人的不幸并非他們過于軟弱，而是他們過于強大——過于強大，以至于不能注意到上帝。”俄國思想家舍斯托夫也指出：“現在需要做出最大的精神努力，以便擺脫那控制了人類的無神無信的夢魘。”我體會，這不是要我們現代人回歸到中世紀的宗教統治之中，而是呼喚我們在內心培育出對待萬物的敬畏之情，從而能將對自己的愛、同情擴展到自然、他人，擴展到一切生命。對待萬物“感同身受”是傳統留給我們的最彌足珍貴的資源。中國古老的文化中最令人感動的就是“百獸率舞”，可以毫無諷刺意味地說：人類如果想要在這個星球上長存下去，確實必須“與狼共舞，與百獸共生”。就此而言，“愧對”的情感意味著面對苦難、面對“一切死亡”時自己的責任：提高你自己，這是你對提高社會所能做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