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里一個醫生早晨查完房，有個病人出現并發癥，家屬威脅要跳樓，結果醫生自己跳了。”原來這個跳樓的醫生，自身患有抑郁癥。天津市第一中心醫院院長沈中陽委員說，近年來自己的醫院幾乎每年都有一名醫護人員跳樓自殺。

　　在今年兩會政協醫衛組委員的分組討論、聯組發言中，全國政協委員、解放軍總醫院副院長范利兩次發言大聲疾呼，我國醫務人員的身心健康和隊伍穩定性不容樂觀。“三大壓力”導致我國醫務人員身心疲憊，出現離婚率高，安眠藥服用率高，飲酒吸煙率高，高血脂、癌癥、消化性潰瘍患病率高，自殺率高五大特點。

　　“醫護忙死，病人冤死”

　　“醫務人員長期承受著超負荷工作壓力。”范利委員說，醫務人員缺編情況沒有改善，醫院通常按床位定編，但現在床位周轉快，門診量更是爆滿。工作量增加，醫生們形容是“從雞叫做到鬼叫”、“醫護忙死，病人冤死”，日夜不分的24小時“輪班制”，以及無規律的隨時加班加點地搶救病人，使醫務人員的生物節奏紊亂，導致精神高度緊張。很多醫務人員不堪重負，出現各種生理和心理問題。

　　此外，過于量化的績效考核制度如評職晉升，都涉及到課題、論文和獲獎數量。目前，有的醫院以SCI論文數量給醫務人員定崗評職，導致醫務人員心理壓力倍增。面臨醫療市場日益激烈的競爭，在社會公益性與市場營利性的夾縫中，醫務人員在為患者提供“質優價廉”的醫療服務的同時，還要考慮經營創收、生存發展的問題，這也是醫務人員一個重要精神壓力來源。

　　“二是長期面對著不良刺激的壓力。”范利說，醫務人員每天所面對的是軀體和心理存在各種障礙的特殊人群，經常處在疾病、傷殘、死亡和悲傷等應急場景，患者及家屬痛苦、焦慮、絕望等負性情緒不斷刺激醫務人員的神經。加之經常面對患者、家屬對疾病診治期望過高而無理的施壓，使醫務人員心理感受大起大落，心境惡劣，易激發精神病性焦慮、抑郁等心理疾病。

　　“三是承受不公正對待的壓力。”她說，醫學面對的是生命和健康，是一個充滿未知、充滿探索的高風險行業，在診療中醫護人員面臨很多“不確定性”因素，許多疾病還無法根治或難以明確病因，而大眾對醫生期望值過高。無法遏制的無理“醫鬧”給醫護人員帶來人身安全的恐懼。在醫療糾紛評價中實施“舉證責任倒置”，也使醫護人員有“一腳踏在急救室，一腳站在被告席”的感覺，造成很大心理壓力和精神負擔。

　　八成以上醫務人員存在睡眠障礙

　　范利委員說，調查結果顯示，綜合醫院多于80％的人有不同程度的睡眠障礙，72％的人有疲乏感，48.6％的醫護人員產生職業倦怠，27.74％的人存在焦慮、急躁、抑郁等心理問題，16％的人分別得了身心疾病和免疫系統疾病而離職；12％的醫生曾經患過抑郁癥，但由于“恥辱感”強烈，甚至因害怕失去工作而拒絕求助心理醫生。醫務人員長期的高體力消耗、高智力投入、高風險處境、高壓力承受而低收入回報的狀況，導致出現離婚率高，安眠藥服用率高，飲酒吸煙率高，高血脂、癌癥、消化性潰瘍患病率高，自殺率高五大特點。

　　在討論中，范利委員面對衛生部、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國家中醫藥管理局等部門領導，大聲疾呼國家有關部門要高度重視醫務人員身心健康，無法保證醫務人員的健康，將會影響醫療質量，威脅醫療安全。

　　范利說，醫務人員出現疲勞、精力渙散、心境惡劣、焦慮緊張等精神癥狀，會使工作效率下降，影響其對病情的判斷和診療，醫療質量和安全受到潛在威脅。“許多醫療過失的發生是由于醫護人員出現心理問題導致的。”

　　“影響醫患關系，導致醫療糾紛。”范委員提供的資料顯示，70％的醫療糾紛源于醫患之間缺乏良好溝通，而良好的溝通取決于醫務人員良好的心態。醫務人員發生心理障礙時表現出煩躁、沖動控制差等問題，難以維持醫患之間的良好溝通，醫患糾紛也就在所難免。

　　建議制定相應防治對策

　　針對醫務人員的健康狀況，范利建議由衛生部、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等相關部門聯合組織開展全國醫務工作者心理健康、身心疾病狀況調查研究，為促進醫務人員身心健康制定相應防治對策。

　　“建立社會支持系統，為促進醫務人員身心健康提供社會保障。建立醫療風險社會保障機制，建立醫療責任保險和醫務人員執業風險保險相結合的醫療執業責任風險保障機制。用第三方付費機制來規范醫療糾紛的賠償標準，提高醫療機構抵御醫療風險的能力。”范利說。

　　她還建議，國家應建立醫療糾紛第三方調處機制，在人民調解工作機制的框架內，建立公益性醫療糾紛第三方處理工作平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