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研究在任何時候都離不開對人物心理的探討與理解。因為任何行為都受到某種思想或動機的影響，只要是試圖弄清事物的前因后果，即使是最單純的歷史記錄，也必然涉及人的心理，因而，從根本上說，“歷史事實也就是心理事實”（注：［美］彼得?洛溫伯格：《心理史學》，載M?坎曼編《往事在目：美國當代歷史著作》，康奈爾大學出版社，1980年，第410頁。）。但由于缺乏系統有力的心理學理論作指導，甚至那些最偉大的歷史學家所進行的一些“平凡的、常識性的心理解釋”，在現代專業眼光來看，“如果不是幼稚的話，似乎也不夠的可憐”（注：［美］威廉?蘭格：《下一個任務》，轉引自《美國歷史協會主席演說集(1945-1960)》，商務印書館，1963年，第198頁。）。這一狀況的持續并未隨著1879年科學心理學的誕生而有所改變，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心理學與歷史學是各自沿著不同的發展道路前行的，直到無意識心理學（即精神分析學）產生，當它的創始人弗洛伊德將注意力由患者轉向歷史人物時，心理史學才開始萌芽，從此心理史學的命運與精神分析學緊密聯系在一起，精神分析心理史學也因而逐漸主導了整個心理史學的發展。
    　　一
    心理史學之所以需要由精神分析學來開創，主要原因是后者相對于正統心理學的獨特性對歷史學更具親和力。
    首先，近代科學心理學是從哲學中獨立出來的，其創始人馮特的最大貢獻是使之更加嚴密和制度化。在他建立的心理實驗室里，正常成人的意識是最早的研究對象（注：［美］托馬斯?黎黑：《心理史學》（上冊），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07頁。）。以后的其他心理學派別也基本不脫馮特的窠臼。因而，從起源上看正統心理學的基本概念和研究方法是在學院的學術機關和實驗室建立和發展起來的，它起始于對正常人的心理研究。而精神分析學卻是弗洛伊德在對神經癥的臨床治療過程中產生的，它起始于對變態者的心理研究。
    其次，正統心理學關注心理表層的意識、心理過程和外在的行為，而精神分析學又被稱為無意識心理學或深度心理學，它關心的是意識背后的潛意識、心理動力和內在人格。
    最后，兩者遵循的科學準則和采用的研究手段不同。正統心理學是以實證主義為中心，以實驗法為主，在實驗情境中分取不同的變量加以研究；精神分析學則以研究問題為中心，理論圍繞問題而建構，以個案分析法為主，以完整的人體為研究對象，廣泛收集一切有用的材料（注：葛魯嘉：《心理文化要論――中西心理學傳統跨文化解析》，遼寧師范大學出版社，1995年，第103-104頁。）。
    在歷史研究中，對人們的行為思想動機的考察占有重要地位，它有助于闡明歷史事件發生的根本原因，加深人們對歷史的理解。迄今為止，歷史學家能夠回答的最有意義的問題仍然是“為什么”而不是“是什么”。精神分析學追究人行為動機的目的與此相近。歷史學家通過收集檔案和其他史料來重構歷史場景，精神分析學家從患者的家庭背景、經歷和自述中再現其早年生活；兩者都需要經過訓練，以具備去偽存真，透過事物表面發現其本質的能力；精神分析學家追溯個人生活史，承認人在思想和行為上的連續性，這在認識論上與歷史學家有共同之處。
    由于精神分析學在許多方面迥異于正統心理學，因而在其誕生后的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被正統心理學家視為“異端”而遭到拒絕排斥。但在心理史學中卻是精神分析學占據主導地位，幾乎排斥了其他心理學派別和方法，以致著名的精神分析學家及心理史學家E?埃里克森宣稱：“從根本上講，心理史學就是用精神分析學和歷史學相結合的方法來研究個體和群體的生活。”（注：［美］理查德?舍恩沃爾德：《對歷史的心理學研究》，載《史學理論》1987年第2期。）
    　　二
    弗洛伊德創立的精神分析學以無意識理論、人格（由本我――自我――超我三部分組成）理論等為基礎。在這一龐大精深的理論體系中，里比多（libido，即本能的能量和驅力，最初等同于性力、欲力，后又有生本能與死本能的含義）是一個重要的概念，被認為是支配人的行動的根本力量。弗洛伊德借用古希臘傳說，將男孩戀母忌父的心理稱為“俄狄浦斯情結”(Oedipus Complex)，將女孩相反的心理稱為“厄勒克特拉情結”(Electra Complex)。弗洛伊德特別重視“俄狄浦斯情結”，認為它蘊藏的內容超出了表面的含義，可以用來解釋許多神經癥的產生，分析歷史人物的心理，甚至解開人類文明之謎。
    1910年弗洛伊德撰寫《列奧納多?達?芬奇：一個童年的記憶》一文，首先將精神分析學理論用于歷史人物研究，這篇文章被認為標志著心理史學的初創。
    如前所述，精神分析學是以研究問題為中心的。多年以來，圍繞著文藝復興巨匠達?芬奇的身世和創作之謎，人們做出了種種推測和解釋。弗洛伊德獨辟蹊徑，以達?芬奇日記中的一段話――“一只禿鷲向我飛了下來，它用翹起的尾巴撞開我的嘴，還用它的尾巴一次次地撞我的嘴唇。”（注：［奧］S?弗洛伊德：《列奧那多?達?芬奇：童年的一個記憶》，轉引自何兆武編《歷史理論和史學理論――近現代西方史學著作選》，商務印書館，1999年，第403頁。）――為切入點，以童年的記憶是當時的記憶和以后成長經歷中的各種想象的混合體這一觀點為前提，指出：“禿鷲的尾巴”事實上象征了母親的哺乳與親吻，這些動作由于激起了幼兒的口唇快感而具有了性的含義，并因此刺激了兒子對母親強烈的依戀和性早熟。因是私生子，小達?芬奇在5歲前是有母無父的，母親將全部的愛傾注在他身上的結果是使其性探索的沖動更為強烈。這種沖動在無法釋放而又不愿受壓抑的情況下升化為“一種普遍的求知”，并演化為成年達?芬奇探索自然奧秘的強烈欲望。總之，在弗洛伊德看來，隱藏的“戀母情結”是存在于達?芬奇身上一切疑問的最終答案。
    大多數針對《一個童年的記憶》的批評都認為這篇文章是弗洛伊德“心理因素決定論”錯誤的一大體現，因為他幾乎完全不考慮當時的歷史背景和社會文化環境的影響。但正如作者一再表明的，他只是想通過新的方法彌補過去人物傳說的不足，“在有關精神機制的知識的幫助下，努力把這個人的性格的動力基礎放在他的反應的力量上，發現他的心理的原始動機力以及它們以后的改變和發展。”（注：［奧］S?弗洛伊德：《列奧那多?達?芬奇：童年的一個記憶》，轉引自何兆武編《歷史理論和史學理論――近現代西方史學著作選》，商務印書館，1999年，第409-410頁。）換言之，以精神分析法詮釋人物是對傳統方法的有機補充而不是替代。
    由于視角獨特、觀念新穎，弗洛伊德不僅注意到一段易被人忽略的文字，而且從中發掘出深刻的內涵。這一開創性實踐極大地影響了心理史學，使之在史料的拓展方面遠遠超過傳統史學。心理史學家不再滿足于現有史料而將官方檔案文件之外的、個人色彩濃厚的日記、書信、便條等引入歷史研究中，這一做法逐漸為史學界所接受。然而，由于弗洛伊德極為強調童年對一個人的影響――這一時期打下的某些心理烙印和對外界的反應是后來的經歷永遠無法消除的（注：［奧］S?弗洛伊德：《列奧那多?達?芬奇：童年的一個記憶》，轉引自何兆武編《歷史理論和史學理論――近現代西方史學著作選》，商務印書館，1999年，第405頁。）――也造成了精神分析心理史學在實際研究過程中面臨的很大困難，因為缺乏足夠的有關史料，而且年代愈久遠愈難以收集。如果對研究對象的早年經歷不能夠有一個清晰、完整的認識，就談不上對其性格或行為動機的充分考察。鑒于此，精神分析學家、心理史家E．埃里克森提出可以接受“半是傳說半是歷史”的歷史，盡管這將有悖于歷史學的治史原則。
    精神分析學在理論創建時是以問題為核心的，但在運用時卻是理論直接指導研究。《一個童年的記憶》可以被視為是以理論解決一個問題，更可以被認為是用一個問題的解答來證明理論。這又是精神分析心理史學完全不同于以大量史實推論歷史規律或作者觀點的傳統治史方式的一個方面。而且與傳統歷史研究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弗洛伊德為支持其論斷所引用的證據只是德語中的禿鷲(mut)與母親(mutter)字形上的近似，以及弗氏宣稱的禿鷲在埃及神話中代表母親。論據的極其單薄與推斷過程及結論洋洋灑灑之間的嚴重失衡使整個分析體系如同“一個倒立的金字塔”，當人們發現，“禿鷲”不過是“鳶”的誤譯，歷史文獻也表明達?芬奇的幼年很可能是在父親家度過時，弗氏的整個推測及由此引申的結論構架就不可避免地倒塌了，“任何華麗詞藻或煙幕屏障都不能遮掩其自然崩塌的過程。”（注：［美］大衛?斯坦納德：《退縮的歷史――論弗洛伊德及心理史學的破產》，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9頁。）但由于弗洛伊德的示范作用，這一錯誤在很長時間里未得到糾正，它對今后精神分析心理史學的發展產生了直接的影響。
    弗洛伊德將精神分析理論用于歷史人物研究的嘗試最初并未在史學界引起多大反響，雖然美國歷史學家相對于他們的歐洲同行對精神分析學表示了一定的興趣，并出現了一些應用這一理論的歷史研究成果。但總體而言，一方面精神分析學理論自身有待發展，另一方面當時史學界的思路較為狹窄，觀念保守，認識不到歷史學借鑒其他學科成果的必要性，因而從嚴格意義上說，這一時期的心理史學還處于萌芽狀態，它的真正形成和發展還需要一個過程。
    　　三
    心理史學的形成與發展是與戰后歷史學力圖在深度廣度上擴展其研究范圍的要求，以及精神分析學自身理論的成熟與突破密切相關的。
    二十世紀上半葉的兩次世界大戰的浩劫，戰爭中出現的種種反人道的暴行，打破了盛行于十九世紀后期的理性至上和理性萬能的樂觀主義，迫使人們思考這一切發生的真正的根本的原因。由軍事、政治、經濟、文化轉向對心理因素的探討，是人們認識觀發展的必然結果，也是歷史學不得不面對的課題，“擴大和提煉人類行為的概念，把歷史上人們思想和行為的情感和無意識基礎包括進來”（注：［美］彼得?洛溫伯格：《譯解過去》，轉引自龐卓恒主編《西方新史學述評》，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430頁。）是時代對歷史學提出的要求。
    在精神分析學理論方面，由于弗洛伊德及其追隨者的努力，精神分析學已為社會接受并日益擴展其影響，但以“泛性論”為指導的古典精神分析學已無法圓滿解釋由于戰后巨變導致的西方各國精神病例的不斷增長和種種社會問題。在這種形勢下，以榮格、阿德勒、埃里克森、沙利文和弗洛姆等為代表的新精神分析學派應運而生。該派堅持潛意識驅動和先天潛能的主導作用，但更強調自我的自主權及其整合與調節功能，重視文化和社會因素對人格的重大影響，越來越少地使用諸如“里比多”、“戀母情結”、“性欲階段”等術語（注：車文博主編《弗洛伊德主義原著選輯》（下卷），遼寧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9頁。）。新精神分析學派在認識論和方法論上的變革與創新增強了其理論的適用性，促進了它與人文社會學科（包括歷史學）結合的過程。
    1957年底，新任的美國歷史協會主席威廉?蘭格做《下一個的任務》的報告，呼吁歷史學家將精神分析理論及其派生的動力心理學引入研究工作中，以加深對歷史的理解。1958年，E?埃里克森的《青年路德：對精神分析與歷史學的研究》出版，兩者的出現標志著心理史學的真正形成。
    E?埃里克森是新精神分析學派的代表之一，他最大的貢獻是創建了以自我同一性為核心的、將人的生命周期分成八個階段（注：即嬰兒期、幼兒期、幼童期、學童期、青春期、青年期、成年期和老年期。）的人格發展漸成說，以此修正了弗洛伊德的心理性欲漸成說，“用兼具潛意識和意識的自我潛能補充了潛意識的里比多力量；用個人和社會之間的相互作用代替了有機體與環境之間不可避免的沖突性”（注：［美］E?埃里克森：《同一性：青少年與危機》（譯序），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4頁。）。
    在《青年路德》中，埃里克森試圖將路德青春期的自我認同危機作為他中年時發動宗教改革的心理動因。埃里克森認為青春期（15-25歲）是一個人的決定性時期，這一時期的年輕人處于一種不斷的期待與無所作為的矛盾狀態中，他“如果堅信自己由以往的發展形成的內心一致性與連續性同他人和外界對他的看法是一致的”，就會形成自我認同（或稱同一性）；反之，個人不幸和社會動亂會造成自我認同危機（注：［美］E?埃里克森：《認同與生命周期》，轉引自陸象淦《現代歷史科學家》，重慶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74頁。）。自我認同危機的出現及其克服的過程往往會給予人一種新的內驅力，促成精神上的升華和事業上的成功。埃里克森從路德有一次在教堂中大喊：“我什么也不是！”并昏厥在地的傳說推斷出他正經歷著青春期的迷失，處于服從權威的教導與內心潛伏的強烈的逆反心理之間巨大的沖突中，修道院的經歷和對《圣經》的研讀不僅沒有消除，反而加劇了這一沖突，最終導致其長期受壓抑的逆反心理的總爆發，并將郁結的針對專制暴虐的雙親和學校的憤怒轉向了體現最高權威的天主教會：“他的憤怒就是他的信仰，他的憤怒就是他的宗教，他神學的全部核心就起源于這種憤怒的反抗”（注：朱孝遠：《現代歷史心理學的產生和發展》，載《歷史研究》1989年第3期。）。
    與弗洛伊德相比，埃里克森在兩方面實現了突破，促進了心理史學的成熟與發展。首先，他否定了弗氏所斷言的5歲以前的經歷就奠定了一個人一生的基調，而5歲之后就再無新東西的機械論觀點，承認人在由生到死的過程中始終有變化發展的可能，從而使心理史學在一定程度上擺脫了必須追溯童年這一教條的束縛，因為追溯童年往往會受材料不足的限制；其次，他認為“不能將個人的生長同社會的變化分割開來，不能把個人生命中的同一性危機同歷史發展的現代危機分裂開來。”（注：［美］E?埃里克森：《同一性：青少年與危機》（譯序），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0頁。）從而在很大程度上糾正了心理因素決定論和性欲至上論的弊端。正因為如此，《青年路德》被視為一部公認的、成熟的心理史學經典。
    由于埃里克森著作的成功，精神分析心理史學進入了一個快速發展時期，其學術聲望和地位有了很大提高。精神分析心理史學的興起帶動了整個心理史學在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的繁榮，表現為：一方面有關的博士論文增長速度超過其他史學研究課題：由1965-1969年間的12篇上升到1975-1979年間的65篇，增長率為400%（注：羅鳳禮：《再談西方心理歷史學》，載《史學理論》1989年第4期。）。越來越多的高校開設心理史學課程，有些學校還招收心理史學的博士研究生；另一方面有關心理學研究機構先后成立，并出版了不少的相關的刊物和論著。總之，用英國史學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的話說，“1970年后，心理史學成了一種時髦”（注：［英］J?巴勒克拉夫：《當代史學主要趨勢》，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年，第101頁。）。在所有論述當代西方史學思潮的著作中，心理史學已成為不可缺少的章節。
    　　四
    由于主要是精神分析心理史學家的努力，心理史學終于在當代西方史學界占據了一席之地，并在一段時間里被認為可以擔負起革新史學的重任――蘭格在《下一個任務》的報告中樂觀地相信“精神分析學及其后來的發展變化”是實現史學研究向深度開拓的有力工具。然而，精神分析心理史學存在的種種問題卻給這一光明前景蒙上了陰影，不僅影響到自身，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整個心理史學的地位和命運。
    首先，有關精神分析學“科學性”的爭論導致了歷史專業學者對以這一理論進行歷史研究可能性的懷疑。
    起源于臨床治療的精神分析學與誕生于實驗室的正統心理學之間最根本的差異在于它無法用實驗的方法和具體的數據加以證明和檢驗。在正統心理學家看來，弗洛伊德所提出的許多重要理論“多是根據一個單純的事例而產生的預感或靈感而已，沒有任何一個實例是用隨機取樣的方式收集大量材料，然后把這些材料系統地制成表格以便進行沒有偏見的檢查的。”（注：辛治華：《評精神分析學的觀點》，載《心理學通訊》1992年第2期。）由于弗洛伊德認為“成功的治療本身并非目的，而是為精神分析學理論的正確性提供證據”（注：［美］托馬斯?黎黑：《心理史學》（上冊），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89頁。），因而宣稱“統計學無法明察他們微妙的觀點和每一獨特的病例”（注：［美］大衛?斯坦納德：《退縮的歷史――論弗洛伊德及心理史學的破產》，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59頁。）。但正統心理學家卻將之視為托辭，以掩蓋其理論上的虛妄和實踐中的無能。
    對此，盡管弗洛伊德及其追隨者進行了反駁，但由于缺乏客觀的、公認的量化指標且注重個案研究，因而不可避免會出現對基本理論或概念的不同解釋，導致精神分析學內部的分裂程度遠遠大于其他心理學派別。此外，一知半解者對精神分析理論的曲解和濫用，也在很大程度上嚴重削弱了精神分析學的科學地位。至于對精神分析心理史學的影響，則使以之為主體的心理史學“無論已經取得了多么輝煌的成果，都不可能完全消除一開始對其方法論上的懷疑”（注：［英］J?巴勒克拉夫：《當代史學主要趨勢》，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年，第104頁。）。“不同流派的歷史學家盡管對歷史學科的方法感到不安，但卻都以為可以無所顧忌地批評心理史學。”（注：［美］托馬斯?科胡特：《心理史學與一般史學》，載《史學理論》1987年第2期。）
    其次，自精神分析心理史學產生之初就存在的某些缺陷由于沒有及時改變或消除，造成它對正統歷史學原則違背的程度越來越大，從而遭到史學界大多數人的反感與排斥。
    如前所述，精神分析心理史學反映了當代史學思潮的新方向，它的出現有助于歷史學在認識論和方法論上的改變和突破。但不可否認，由于精神分析心理史學從一開始就不是由歷史學者開創的，它的產生是源于心理學家論證其理論的需要，因而在展開研究的過程中就沒有將歷史學專業最基本的原則放在首位，整體上的以論代史、史料利用中的削足適履這樣的史學大忌即使在優秀的精神分析心理史學著作中也不是個別現象，如埃里克森引用的作為路德自我認同危機標志的大喊與昏厥就是一條未經證實的傳說。大衛?斯坦納德在集中批判心理史學的《退縮的歷史》一書中將困擾心理史學的問題歸納為四種：理論的難以檢驗、論據不足、邏輯倒錯和忽視文化背景（注：［美］大衛?斯坦納德：《退縮的歷史――論弗洛伊德及心理史學的破產》，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44-45頁。），認為這是心理史學的癥結所在。
    盡管無人否認“心理因素是歷史研究的正當內容，是歷史學家能夠加以探究的人類過去的最重要的一個方面”，但多數歷史專業學者對精神分析學事實上是持保留態度的，“除了經驗主義者對理論的抵制外，……另一個原因是，把弗洛伊德的方法應用于死的東西，對文件而不是對人進行心理分析具有明顯的困難”（注：［英］彼得?伯克：《歷史學與社會理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44頁。）。由于未得到歷史學家積極的參與和改造所導致的“心理史學最優秀的成果，不是由歷史學家，而是由精神分析學家或其他非史學領域的研究者取得的”（注：［美］理查德?舍恩沃爾德：《對歷史的心理學研究》，載《史學理論》1987年第2期。）的狀況，造成精神分析心理史學缺乏發展后勁，并因此影響到整個心理史學，使之在經過短暫繁榮后，到七十年代末就已呈現頹勢。1982年，當時的美國歷史協會主席伯納德?貝林承認：“從近年來在這一領域開展的若干探索性研究所引起的反響來看，要在明顯的歷史事件與潛在的、隱蔽的意識世界之間確立聯系是困難的，而且必然會引起爭議。”（注：［美］伯納德?貝林：《現代史學的挑戰》，轉引自《現代史學的挑戰：美國歷史協會演說集(1961-1988)》，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420頁。）
    心理史學以精神分析心理史學為主體而導致的“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結果，迫使有關學者對后者在整體心理史學發展中的作用與影響進行再考察：一方面肯定其開創性及在心理史學成長過程中的作用，“它揭示了一個令人難忘的真理，即人類生活中互相沖突的動力和目的在不同程度上是無意識的”（注：［美］理查德?舍恩沃爾德：《對歷史的心理學研究》，載《史學理論》1987年第2期。）。另一方面不諱言它對心理史學發展造成的一些負面影響，在承認“精神分析學的成果對心理史學仍將有所裨益”，同時看到“目前最耀眼的思想之光來自別處”（注：［美］理查德?舍恩沃爾德：《對歷史的心理學研究》，載《史學理論》1987年第2期。）。換言之是在方法論上趨向多元化，更多地引入行為主義和認知心理學等非精神分析學理論。此外，在認識論上不再把心理學理論作為解釋歷史現象的手段而將歷史上的心理現象本身作為研究對象；在研究對象的選擇上順應當前史學潮流，將重點轉向兒童史、家庭和群體心理學。經過重新定位和自我調整，心理史學將有望“成為一般的史學，心理史學家將返回歷史學家的行列”（注：［美］托馬斯?科胡特：《心理史學與一般史學》，載《史學理論》1987年第2期。）。至于精神分析心理史學，雖然不復過去一枝獨秀的地位，但并未喪失存在的理由，它將作為心理史學的有機補充，繼續在歷史研究中發揮應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