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最大代工廠富士康的員工在不到半年內，發生N連跳自殺事件。盡管他們的自殺各有原因，但是所有死者都有一個共同身份：新生代打工者，主要是80后、90后。N連跳將新生代打工者的心理健康問題放到了聚光燈下。

不讓“感覺”被“剝奪”

清華大學心理系副主任樊富珉在富士康“七連跳”之際曾表示，目前中國的自殺率大概是10萬分之16左右，而富士康目前的自殺人數占40多萬員工的比例約為10萬分之2、3，和大學生自殺率相差不多，富士康的自殺率仍低于全國平均自殺率，屬于正常。此言一出，引起軒然大波。事實上，人們關注的不是自殺率，而是為什么如此密集的自殺事件是發生在富士康而不是其他企業。

“密集型工作容易磨損人的心理，如果再休息不好、缺乏情感交流，就會加重挫折感和孤獨感，對生活喪失信心。因此企業員工出現自殺事件多發生在勞動強度較大、工作簡單機械的行業。”山東精神衛生中心的心理專家張伯全認為，富士康員工的自殺和富士康的企業文化有關。

富士康的企業文化中第一條就是“辛勤工作的文化”。據央視經濟半小時報道，在富士康生產線上有一個最普通的工序就是貼膠紙。在一個主板上，工人要貼上18條這樣的小膠帶紙，一個普通的工人，每天要完成220個主板，也就是說，這些工人每天要撕下3960張膠條，然后再粘貼3960下。這些重復動作，把這些普通工人與機器捆綁在了一起。盡管富士康稱企業理念是“視員工為第一寶貴財富”，但員工在工作期間隨便與同事說話就會被上司批評，造成上下級關系緊張，同事間關系冷漠，甚至有同住近一年還不知道室友名字的情況。

“這種簡單、機械的重復勞動會產生很不愉快的一種心理感受，一個人產生苦感的第一反應是尋找社會支持系統的幫助(親戚、朋友、家人、上司等)。”張伯全說。絕大多數正常人，如果長期缺乏人際交流，就會出現“感覺剝奪”，繼而心理失衡。盡管富士康的工作環境特別是硬件設施比較完善，但高強度的工作和特有的企業文化造成員工相互交流極為有限，長期處于如此環境，對任何人都是危險的。

學會融入城市

據報道，富士康自殺員工大多在17歲至22歲之間，全部來自農村家庭。“在社會轉型過程中，他們承載了太多。他們看到城市中各種不公平的現象，包括社會福利、工資待遇等等，而戶口問題也限制了他們在城市中的歸屬感。”張伯全說，新生代打工者跟父輩相比，沒有經過家庭的磨難，因此忍受能力很弱，尤其是跟城市同齡人比較之下，久而久之，會產生不平衡心理。

復旦大學心理學系主任孫時進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新生代農民工和老一代不一樣，他們認同城市生活卻又無法完全融入城市。“如果我們的經濟、文化和人際關系等領域的狀況還是老一套，就會和這些年輕人發生越來越劇烈的沖突，而結果可能就是有的人想不開去殺人，有的人自殺了。”孫時進告訴記者，這是一億新生代打工者面臨的共同困境，只不過在個別企業集中爆發了。

還讓孫時進擔心的是，媒體的不當渲染會造成情況惡化，“自殺是一種心理傳染病。媒體對自殺事件的報道和不當態度，會在不同程度上影響缺乏足夠識別能力和抵抗能力的青年，可能誘發某些人的自殺行為。”

杜絕淡漠和互不關心

清華大學心理學系系主任彭凱平是富士康邀請的社會心理學專家，他認為，防止自殺事件，應該是社會學和心理學一起來做的事情。“外出打工者從熟悉的農村環境走到完全陌生的城市環境中，這種變遷造成了與先前關系的分離，其本質還是社會關系的隔離。而一系列的跳樓事件，就是社會劇變引發的心理沖突的集中表現。”

彭凱平認為“跳樓”是由不適應，以及巨大的心理落差造成的。這種心理落差主要表現為：第一，從農村到城市的心理落差，以為來到了大城市，但密集的勞動讓他們看到城市卻感受不到城市;第二，家庭到社會的落差，從家庭的保護到自力更生;從保護的、尊重的心理環境到批評的、管制的心理環境的落差;從社會支持的關系網絡到沒有任何支持的關系網絡間的落差。

富士康員工自殺有三個特點：一是年齡跨度小;二是入職時間短;三是選擇相同方式——跳樓來解決問題。“這說明，社會支持系統在富士康自殺問題上起到了一個關鍵的作用。”

北京大學學生心理健康教育與咨詢中心徐凱文博士也是富士康邀請的心理衛生專家團成員之一，他建議企業幫助員工建立良好的同伴交往、同伴支持的體系，杜絕淡漠和互不關心，“因為從根本上人是感情的動物，需要愛與被愛，在某種情況下良好的同伴支持就是給予他們生的機會(這一點在此次事件中表現得非常明顯，富士康深圳工廠中很多同宿舍中的人甚至不知道對方的姓名，人際很淡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