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十來年，中國人產生了一種節日焦慮，其中以春節前的焦慮為最。每逢過節，大家總對節日有許多非議。比如，圣誕節、情人節一來，有關“洋節是文化侵略”的討論就熱起來。一到春節，關于央視春節晚會等的爭論又生，今年外加山寨文化。

　　而我在美國生活十幾年，在日本也住了一年，基本見不到這樣的現象。比如，美國的節日非常多，圣誕節、感恩節、萬圣節，乃至更現代一些的父親節、母親節、情人節、馬丁·路德·金節等等，雖然眼花繚亂，但大家一到節日似乎都知道自己該做什么。對自己的節日這樣有信心，對外來的節日也就張開雙臂歡迎。在全球化時代，過外國的節日也是時髦。比如，每到春節時刻，妻子就要跑到女兒的學校給孩子們講中國的節日和文化。去年我帶女兒去波士頓音樂廳欣賞古典音樂，發現演出是在旁邊的小音樂廳，主音樂廳被中國雜技給占了。那時我才意識到：春節快來了。

　　兩相對比，我得出一個也許是過于簡單化的結論：不管本土的節日還是引進的節日，中國人對節日越來越不滿，甚至有些人一到過節就擔憂，就在報紙上寫文章抱怨。這說明中國人已經感到節日不能反映自己的價值觀念。

　　為了說明這一點，還是講個美國生活中的例子。不久前過圣誕節，我們全家雖然都不信基督教，但妻子還是帶著女兒到教堂里看了一下，發現牧師在那里回顧圣誕節的歷史：中世紀城市中商人力量崛起，賺了大筆的錢，而且大家都是基督徒，到了圣誕就頗為奢侈地慶祝。但他們心里越來越感到不安，畢竟城市里饑寒交迫者遍地都是。如此過上帝的節日，死后還想進天堂嗎？這種罪感和焦慮，促使他們把這個節日變為和窮人一起分享“上帝的榮光”的時刻：給窮人禮物、救濟。畢竟大家都是上帝的孩子。

　　這種歷史記憶是否準確倒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人們選擇了這樣的記憶。美國的街上教堂比超市還多。你可以想見，圣誕前后，有多少教堂聚集著多少善男信女來聽類似的故事。而且，圣誕節前一個月，辦公樓的前廳、超級市場門前、健身房入口……到處是給窮人孩子捐獻圣誕禮物的箱子，而且都裝得挺滿。大街小巷，許多人穿著圣誕裝募捐。去年老布什夫婦這樣帶頭上街，還上了電視。我感動之余，想教育一下女兒，經她同意后給幾個無家可歸者救濟中心打電話，希望圣誕之夜能帶女兒去服務。結果對方并不是很熱心，不太愿意給我明確的指示。后來經美國朋友點撥才明白：那種地方圣誕節不要去，因為人們到這個時候都善心大發，紛紛跑去服務，導致這些救濟中心服務人員過剩，連停車場都占滿了。這時去只能添亂。

　　明白之后，我突然想起小時候受教育時背誦的話：“一個人做一件好事并不難，難的是一輩子做好事。”我這個人圣誕節突然積極起來，是不是因為平時好事做得太少呢？不過，不管怎么解釋，人家的圣誕節反映著人家的價值觀念，所以全社會有一種氣氛，乃至把我這個外國人也感染了。

　　中國的節日，則大多沒有這種氣氛。二十年前北京的朋友們開玩笑說：“過節不過是大家找個借口一起吃一頓而已。”在經濟不發達的時代，上館子解解饞也許還算生活中的一個小亮點吧？在還要挨餓的日子里，這當然是個盛典了！如今豐衣足食，甚至卡路里過剩，節日也越來越多，大家還是那么個過法，心里自然若有所失。

　　如今大家為什么對春晚這么有氣？春晚實際上也是一餐，滿足感官而已。而且這種滿足，是填鴨式的，即人家往你耳目中填什么，你就消化什么。吃不飽的人看著被填的鴨子也許還羨慕，吃飽了的人誰愿意當那只鴨子？節日是一個社會重申自己的價值的時刻。這種重申，需要每個人的積極參與，而不是被動地接收。

　　去年妻子在圣誕節前去了一次教堂，發現并不是牧師講，而是每個人上去講一小段，以紀念自己心目中的一個人。她的奶奶幾年前去世，于是她看人家講，自己也忍不住上去講：

　　“我奶奶一生命最苦，當年被賣作丫環，后來嫁給主人；可惜剛當上太太，又成了‘地主婆’，跟著爺爺挨斗。總之，什么樣的人倒霉她就當什么人。不過她這一輩子，從來不抱怨，對誰都謙讓，下農村吃不飽，把飯都讓給爺爺，自己耳朵都餓聾了。她去世時我不在身邊，也未能把女兒帶回去讓老人家看一眼自己的重孫女。我總是對她充滿歉疚。不過，她這一無所有的一生也許很富足。她總是充滿對別人的善意，別人為她做一點事情就受寵若驚。她內心更多的是感激而不是怨恨。我希望為她祈禱。我常和女兒說，我奶奶信佛，相信來世，也許她已經轉世為一個別的什么動物。所以我們對動物都要好。有時我看著自己養的魚還和女兒說：也許這就是我奶奶吧？一天早晨起來女兒叫我：媽咪，你奶奶餓了！”

　　說到這里引發哄堂大笑。事后許多人走過來說：“故事很感人，我為她祈禱。你的魚還活著嗎？”

　　看看，按說這本不是我們的節日。但是，在這種氛圍下，你會突然有參與的欲望。當你真參與時，你就通過這個節日表達了自己的價值，這個節日也就變成了你自己的了。

　　所以，當我們面對春節時，每個人都應該好好想一想：我們想用春節表達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