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中國人的語言真是豐富，許多在辭海中根本無法查到的詞，在現實生活中的應用頻率卻是非常之高，而且其內涵極為豐富。比如關于“二”的解讀，就非常的富有意味。這里所說的“二”當然不是數字上的量詞含義，而是人們在形容那些在處理人際關系上不夠圓滑和老練，比較厚道甚至有些木納、傻呼呼、大大咧咧的人或行為，人們就經常用“二”來形容。

在最近一期的《鳳凰網·非常道》的專訪中，主持人何東對嘉賓李靜提問道：你的朋友說你有時比較“二”，你自己也并不否認，這是為什么？李靜答道：我認為這是朋友們對我的最大褒獎。對這個回答，我個人特別認同。

在現實生活中，人與人之間的交往中往往摻雜了太多的圓滑與狡詐，其結果勢必造成了人與人之間的彼此設防、互相戒備。這樣的人際關系自然使我們苦不堪言，無不感到心力交瘁。這種情況也是許多大學生在剛剛進入社會時，對處理人際關系感到惶恐不安的根本原因吧。人際關系形成如此畸形的狀態當然是有歷史根源的，在我們共和國的歷史上，我們曾經在較長的時期處于一個“與人奮斗其樂無窮”的階級斗爭時代。

在改革開放前的三十年中，極端的政治體制和畸形的政治教育，使社會中的每個人對自己身邊的人和事都是本著階級分析的眼光，處于高度警惕的革命狀態之中的。我們在那時接受的教育就是，人與人的關系本質上就是一種特定的階級關系，今天一個戰壕中并肩戰斗的的戰友，如果不注重思想改造和政治學習，明天就完全有可能成為變修了的階級敵人。

在那樣一種“親不親、線上分”、人人自危的階級斗爭大背景下，社會上的人際關系完全籠罩在了“階級、路線、政治、敵我矛盾”這些大是大非的氛圍之中。為了防范和自保，人們都不得不戴著面具生活，真誠與厚道這些基本的做人準則，自然離我們越來越遠了嘛。

改革開放以后，階級斗爭的綱領被廢除了，人們終于將全部的精力用在了經濟建設之中。然而，由于長期受短缺經濟的困擾，人們久違的追逐物資利益的本性被極大地誘發出來，以致出現了矯枉過正的狀況。

強烈的拜金主義和極端的利己主義傾向，又導致人們心底里那些隱藏很深的弱點得以暴露無遺，這就是自私、貪得無厭等等。于是，在社會上出現了商人的惟利是圖，官員們的腐化墮落，普通人的拼命占有一些小便宜的傾向。然而，當我們的社會逐漸走向全面富足、人們逐漸開始關注精神需求的時候，一些人開始發現，人們關于快樂與幸福的感受，并不是隨著自己物資財富的增加而呈現正比例提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