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風聲》，我們可以慣用一句套話——以前的人們面對比電影中還要BT的酷刑亦可堅守心靈，攥住革命信仰，假如是我們，會怎樣？

    當年很多抗日前輩經歷的苦難可能比這個還殘忍得多，我們已經做了很大刪減，觀眾應該能夠接受，這也是我們對抗日先烈的一種致敬。——陳國富針對《風聲》中的酷刑環節如是說。

“蜜罐里”的80后如何看待信仰

    整個放映過程，很多瞬間令女觀眾捂住了眼睛，男人沒有因恐懼而捂住自己的眼睛，其實是將手借給了身邊的女友。《風聲》上映以來始終伴隨著兩項褒貶，或者這個“貶”不能稱之為“貶”——緊扣的劇情；有些殘忍的酷刑戲。

    就像已經被開采到沒得挖的礦井，如今的驚悚電影很難再找到足夠客觀的闡釋角度。導演在電影中夾雜驚悚終究不是為嚇唬嚇唬人然后草草了事，如同美國科幻片永遠用外星人、妖獸來講述一些政治的事情一樣，驚悚最終窺視的是人性，耐得住是一個層面，劇中人在金屬利器面前保住信仰是另一個層面。

    有人說《風聲》仍沒有逃脫《無人生還》《9人禁閉室》中“密室追兇”的老模式，仔細看過以上電影的人不難發現，比如Steven R. Monroe的《9人禁閉室》，來自不同職業、種族的人同樣拋出猜測、離間最終為了存活，而這種存活是簡單的人性反應，以及以存活為勝利條件而應得的800萬美金。同樣面寓言式境域的考驗，卻有著不同的信仰追尋。

  《風聲》中對心懷抗日信仰的 “吳志國”，面對殘酷時的不動搖，以及顧曉夢幾經摧殘過后仍拼死堅持也要傳出情報的心境加以了重要表現。導演陳國富在接受采訪時曾說道：“抗日志士不是腦子一熱，尤其是特務工作，那是長時間的意志考驗。

    我常常在想，一個人半輩子都在偽裝，回家可能對老婆小孩也要偽裝，在公司對同事偽裝，而且，很有可能這個秘密他是要帶著進棺材的。這是一種怎樣的生活？是怎樣的理念在支撐”。種種疑問過后，《風聲》有了明確的著陸點——“信念”的表現。

    原著中沒有具象化酷刑中人的精神狀態，導演之所以加入了大量的崩潰、堅持甚至是五個人之間的溫暖、諒解就是要突出人性、信仰的底線。堅持信仰比單純擁有信仰艱難得多。

    歷史題材不是拍給歷史的，而是拍給當代人思忖之用，《風聲》中人與人之間的反唇相譏、虛假倒戈甚至機會主義都是對當代人社交時多嘴的喉舌、生活范疇彌漫猜忌的影射，和平年代已沒有解剖刀、電椅、沾水的麻繩在人們身后吆五喝六，我們時時可輕易為浮華放棄信仰，《風聲》的年代，顧曉夢、吳志國為何能夠堅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