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富士康已經是“11連跳”，從“第七跳”開始我就在關注，盡管令人心痛不已，但一直沒有動筆去抨擊富士康，而是冷靜地思考著這個問題。那些逝去的年輕生命不可追回，但留給我們社會的卻是沉重反思。

也許有人要問我，為何反思的不是富士康?富士康當然要反思，對于富士康的指責和剖析的文章已是連篇累牘，其悲劇背后的個人和社會原因已經剖析得透徹。我最擔心的是富士康這種自殺的“多米諾骨牌效應”，別“移情別戀”地蔓延到其他地方。這種自殺的“多米諾骨牌效應”，我們可以從張國榮自殺后，明星接連不斷地自殺中尋找到蝴蝶效應之答案，近來的校園暴力也有同樣的原理。

我們應該清醒地認識到富士康的“11連跳”，反思的更應是我們這個社會。針對多起殺童案，溫家寶總理近日接受媒體采訪時強調，我們不但要加強治安措施，還要解決造成問題的深層次的原因。不可否定富士康的生存狀態問題。其實當今的生存壓力，對于“80后”尤其顯得不堪重負，他們有夢想，面臨著成家立業，可又感到迷茫。網上流傳的“我是80后男生，官都被50后當走了，錢被60后賺走了，看上的80后女生也被70后搶走了，連栽贓給我們的那些名號都被90后搶走了”，多少能說明“80后”的尷尬和無奈，以及生存之壓力。

在富士康，85%以上的員工是“80后”和“90后”新生代農民工。對于新生代農民工而言，改變命運與這個國家改變經濟結構和城鄉二元結構一樣的艱難。去年春節前，我應中宣部主管的雜志《政工研究動態》之約寫了調查報告《新生代農民工的青春與夢想》，在該文中我專門剖析了農村青年文化素質下降所帶來的問題，以及幾代農民工的心態差異，指出當今的年輕人沒有父輩那種吃苦耐勞的精神，更少了刻苦自學的精神，在思想觀念、生活方式等方面，新生代農民工已與第一代農民工大相徑庭。其中的一個重要區別，就是新生代農民工對城市的認同，要遠遠大于對農村的認同，在他們的心里已經感到了一種落差：一種鄉村與城市的落差。當今面對他們的現實卻是：退回農村，做不了合格的農民;融入城市，很難逾越橫亙在面前的制度、文化之墻。新生代農民工是有夢的一代，內心埋藏著“城市夢”，城市夢的實現，僅憑著自身能力，那怕是窮盡一生也難達到，原因是城鄉二元體制，讓他們實現“城市夢”的成本太高。“思想者是痛苦的”，正因為他們有夢，面對同樣的社會境遇，他們內心的困惑也就越大。

根據富士康集團及警方提供的資料，墜樓者多出于個人生活原因而選擇輕生。富士康新聞發言人劉坤說，這些員工的極端行為主要是因為婚戀和情感上遇到挫折，或是家庭出現變故。不必懷疑這種說法，新生代農民工生存能力、承壓能力顯然比他們的父輩差得多。因為新生代農民工有的從小跟著父母在城市長大，有的甚至在城里出生，那些在農村長大的孩子，從小也是嬌生慣養大的，一出學校就走上了打工路。因此，要提高他們的心理素質，提高抗壓能力，使他們確立良好的心態，積極樂觀地面對未來。這就要企業不僅要在物質上保障員工的權益，還要在精神層面體現對員工的人文關懷。

一個民族最可怕的不是陷于危機，而是失去反思能力。富士康接二連三出現年輕員工墜樓事件，反映出新生代農民的精神情感困惑已經成為當前中國需要面對和解決的嚴峻問題之一。這不是為富士康開脫，而是當前之現實，我們的社會應直面這個深層次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