舌診出現在《內經》時代，興盛于明清，溫病派醫家將其發揚光大，逐漸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診斷學體系。

 早在河南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就有“疾舌”記載，是最早的舌診資料。據統計，《內經》中記載有關舌的資料60多條，大致精準地論述了舌的解剖、生理、病理的基本情況。張仲景六經辨證中有四經涉及到舌診的內容，同時留意到舌色的變化。經過歷代對舌診的發展，明代王肯堂在臨床實踐中對舌與臟腑經絡密切聯系認識的基礎上，首先提出了臟腑在舌面上還有各自的分屬區域，他在《醫鏡·論口舌證》中說“凡病候見于舌……舌尖主心，舌中主脾胃，舌也主肝膽，舌根主腎。”1874年傅松元概括傷寒、溫病、雜病各種舌法，專以舌色為綱，劃分為枯白、淡白、淡紅、正紅、絳、紫、青、黑八個部分，并插入其他各種苔象，著成《舌苔統志》，成為舌診理論構建的重要組成部分。

 明末清初的瘟疫大流行年代，著名醫家吳又可根據其病初起、汗之不得、下之不可的特點，創達原飲治療疫病獲得成功，為溫病學的理論體系形成作出了寶貴的貢獻，使得舌苔診斷在其臨床上變得重要起來。

 吳又可《瘟疫論·卷上》論“急癥急攻”時說：“瘟疫發熱一二日，舌上白苔如積粉。早服達原飲一劑，午前舌變黃色……前方加大黃下之，煩渴少減......午后復加煩躁發熱，通舌變黑生刺......急投大承氣湯......次早鼻黑苔刺如失......”說明了舌診在瘟疫治療中，既能預示病情轉歸，又可作為實實在在的依據指導臨床用藥，而且取效甚為靈驗便捷。

 戴天章在《廣瘟疫論》中充分繼承和發展了吳又可的學術思想，把舌診作為診斷瘟疫的重要臨床指征。他認為風寒在表，舌苔薄白而滑，漸傳入里，方由白而黃，由黃而燥，由燥而黑。瘟疫起初，舌苔多白厚不滑，或粗如積粉，乃至轉黃黑不燥，系由穢濁之氣入胃，胃津腐郁所致。

 察舌被后人奉為溫病學診斷的準繩，應歸功于清代的溫病學家葉天士。葉氏根據其豐富的臨床經驗，全面系統地觀察總結了溫熱病的舌苔舌色，并提出了對證治療的方法，針對溫熱病邪據部位、津液存亡、病情輕重以及預后轉歸，特別是溫病治療的理法方藥等，均能由舌診中找到相應的依據，如舌苔薄白,多見于外感風寒，宜辛散；白苔絳紫，為濕遏熱伏，當先泄濕透熱等。

 清代溫病學派關于燥與濕的認識，比以往的學派又進了一步，且注重舌苔的變化。薛生白和吳鞠通都強調并完善了三焦辨證的體系，對舌苔的燥與濕、干與潤有著系統地描述和闡發。濕病又可分為痰、濕、飲、腫等不同情況，運用淡滲利濕、芳香化濁、辛溫行氣、苦溫燥濕、開竅豁痰、以風勝濕、健脾化痰濕、溫陽助氣化等不同方法辨證施治。

 溫病大家王孟英對伏氣溫病舌苔的論述最為詳明。他在《溫熱經緯》中云：“伏氣溫病，自里出表，乃先從血分而后達于氣分，故起病之初，往往舌潤而無垢，但察其脈，軟而或弦，或微數，口未渴而心煩惡熱，即宜投以清解營陰之藥，迨邪從氣分而化，苔始漸布，然后再清氣分可也。伏邪重者，初期即舌絳咽干甚有肢冷脈伏之象，亟宜大清陰分伏邪，繼必厚膩黃濁之苔漸生。此伏邪與新邪先后不同處。更有邪伏深沉，不能一齊外出者，雖治之得法，而苔退舌淡之后，逾一二日舌復干絳者，苔復黃燥，正如抽蕉剝繭，層出不窮，不比外感溫邪，由衛及氣，自營而血也。”王氏對伏氣溫病傳變過程中舌苔變化的觀察細致入微，為臨床診斷提供了豐富的依據。總之，溫病的舌苔診斷在臨床中至關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