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冠仙，字文榮，別號如眉老人。江蘇丹徒人。生于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卒于清咸豐年間。
　　據李氏醫著自述，李氏之初，亦有志儒業，后教授鄉里，課徒之余，尤其喜歡研讀醫書，上及《黃帝內經》，漢精仲景，晉通叔和，以至金元劉、張、朱、李四大醫家，前明王、薛、張、馮（馮兆張）四大醫家，皆用心研讀，積久會意日深，通醫道，明醫術，臨床診治，多有效驗。成為清道光年間名醫。
　　清初著名醫家喻昌，著《寓意草》，李氏得而細心研讀，深感喻著所述豐富，所論精微，理法方藥悉備，辨證論治縝密，遂得其旨意，將自己二十余年臨證之中，所得古人法外之法，撰成《仿寓意草》兩卷，于1835年刊行。“該書不僅是其臨證治驗的紀實，而且對許多學術問題議論精辟，較之喻昌的《寓意草》更有獨到之處。”（王新華語）。
　　李氏至晚年，其學驗皆豐，而見時之醫者，多染積習，診治虛實不別，用藥寒熱不辨，以致誤人至深，他深恐后人沿誤襲弊，遂奮志撰《知醫必辨》一卷，書成，并未立即刊行，有友人前訪李氏，見《知醫必辨》盡閱之，認為李著“明白曉暢，有益于人，力勸其再增十數篇，可以付梓傳世。”李氏卻說：“醫不通，而抄襲成文，妄災梨棗（指書版），沽名釣譽惡習，最為可惡，予豈為之？今予所作，不過為教訓后人，而設意求清醒，明白若話，使子若孫一覽而知而已！”（李氏《知醫必辨?自序》），由此可見，李氏著斯書，其意先是欲誡其子孫，一定要慎于醫，明其道，若著書立說，要慎而言之，而對于歷代醫家論述的偏狹，則宜糾其偏頗，使之明曉醫道。因為生命至重，診治用藥，切不可草率為之，致此，方可遂濟世之心，正后人之學術。經友人反復勸說，終于1849年將此書付梓刊行。
　　全書13篇，計有32條。評論古今醫書得失、臨證須知、疾病方藥等，多切中時弊，頗多見地，為后世所重。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李氏提出：作為濟世助弱、救死扶傷的醫家，學習和繼承歷代醫家學說，宜取各家之長，須防諸家之偏，臨證診治，定要明辨虛實寒熱，切不可“不察證之虛實寒熱，妄投藥餌，轉致貽害。”這一觀點，其臨床指導意義，迄今為止，仍然值得廣大醫療工作者所重視。他在《知醫必辨?自序》中指出，金元四大醫家，雖然醫道愈彰，而其偏宗愈甚。如“河間主用涼，丹溪主養陰，東垣主溫補，潔古為東垣之師，想因道傳高第，未另立書。”由于諸醫立說，各執一端，而后世醫家，宗其所偏，愈偏愈甚，如前明王、薛、張、馮四大醫家，“大率師東垣之論，偏于溫補，而張景岳則尤其偏焉者也。”以致“后人不辨，未免為其所誤耳！”所以他特別強調醫家，無論是著書立說，還是臨證診治，一定要“細心參酌，遇熱癥則用河間，遇陰虧則用丹溪，遇脾虛則用東垣，遇虛寒則用景岳”，圣哲先賢，各有專長，應擇善而從之，果如斯，則“何書不可讀？何至咎（責備）景岳之誤人哉！”他告誡他的后人，“余家后人，設（如果）不知明辨，安知不亦害人而自害哉！”
　　那么，臨證診治，如何明辨？李氏在《知醫必辨?雜論》之首提出：“病之生也，百出不窮，治法總不外乎陰陽五行四字。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醫以陰陽五行調治百病。要之，五行之生克，仍不外乎陰陽。陰陽即血氣之謂也，氣為陽，血為陰也。……氣無形，而血有形，氣附血以行，血無氣亦不能自行。無陰則陽無以生，無陽則陰無以化，陰陽和而萬物生焉。人生一小天地，陰陽必得其平。醫者偏于用涼，偏于用溫，皆不得其正也。”他還強調：“惟世有古今，地有南北，人有強弱，藥有剛柔”，所以為醫者，一定要“知所變通”。李氏言醫述道，提綱挈領，數語盡明醫理，言中肯綮，深明要義，使為醫者心中明了，辨而可行，行而有度，施而有法，真可謂醫者之鑒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