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山東濰坊市中級人民法院公開審理河南省政協原副主席孫善武受賄案。孫善武任職期間,單獨或伙同家人共收受9人財物,折合人民幣910.49萬元。據悉,孫善武在洛陽就任期間,曾在舊城改造、洛南新區開發上有所作為,贏得洛陽人的擁護,被認為是“好官”。

　　貪官被很多民眾成為“好貪官”,孫善武并非個例。此前,山西省繁峙縣原副檢察長、反貪局長穆新成被雙規后,就曾因為沒有貪占公款,匿名資助貧困大學生和學校、低調解救被拐女青年、長期堅持出資荒山造林等“義舉”被很多網民稱為“好貪官”。

　　記者曾經總結過這些“好貪官”的共同特征:表面上工作能力比較強,或政績突出或屢屢行善,獲得社會好感,暗地里卻無法戰勝私欲,大肆違法違紀。之所以那些有政績和做了善事的貪官被民眾稱為“好貪官”,其實只是民眾心中莫可名狀的太虛幻境。換言之,在貪官迭出,無數民眾出現審“貪”疲勞,心理可承受底線越來越“高”的情景下,如果出現了還正兒八經辦事、干事情的貪官,就會讓民眾眼前一亮,甚至心頭一熱,這些貪官給了民眾一種五味雜陳的心理寄托:他們盡管貪了點,但還是干事的。

　　這是一種失落、痛苦而又故作安慰的心理,“好貪官”論的出現,并不意味著民眾就真的從心理上接受這些“好貪官”,而是一種“退而求其次”的無奈之舉。甚至還有人說:“寧肯要一個能干的貪官,也不要一個不作為的清官。”在大多數民眾看來,能干的貪官,如同富廟里的富方丈一樣,是可以原諒和接受的,只要他能讓城市更漂亮,讓民生不再多艱。

　　華中科技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王冰認為,部分民眾對所謂“好貪官”的同情甚至叫冤,其本質原因是當前社會公共管理體系中存在的缺陷導致部分民眾無法通過正常途徑解決所遇難題,因此不少人認為,只要官員能夠解決問題,即使貪污受賄也能接受。

　　在為“好貪官”叫好的紛囂中,政府和為政者應該有更多的反思,從中讀出更多的民眾權利訴求。畢竟,我們不愿意在貪官前面加個“好”字,也不愿意給清官一個不作為的評語,我們需要的,是那種能夠為民眾辦實事、辦好事,又能有制度約束,使其不變壞的“好官”。